我对非暴力不大有信心。早在《大规模政治罪恶的审判》一文中,我否定了甘地式非暴力,认为它对于文明的宗主国英国才是有力量,而对中共这样非常精通政治的暴徒,是不可行的。我提出用法律取代暴力,用宪法中优良部分作为自由主义的力量,来解决宪政转型中的各种政治难题。所以我这几年来一直关注的是,如何在中共已经把自己的致命死穴呈现出来的情形下,如何推进宪政转型。
胡锦涛在2003年12日4日的讲座,把中共和宪法的矛盾直接裸露在公众的审视中。在经过十年来的经济制改革,以及89年以后的政治冲突,代表着政治体制改革就像匕首已经抵住了喉咙,没有躲闪的余地。就用尽现有体制最大空间而言,只有宪法才留下最大的空间,甚至可以使用宪法来质疑中共的执政党地位。
我认为是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努力,能够用尽现有的最大空间,这样效果不仅最明显,而且能为未来奠立不易的社会结构。而且这样的努力没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对抗,从整体也能获得最大支持,消耗最小。而且如果中央政府否认,那它也就是自杀行动。因为否认自己的法律,会造成当局内部也认为自己是不道德的、邪恶的、野蛮的,如果认为自己是邪恶的,那么距离死亡就不久了。
环视当今中国的政治事物,如果可以被自由主义看起来眼顺一点,那就是《宪法》,尤其是《宪法》种的基本权利的规定。而且宪法也是当前中央政府维系统治合法性的的最好手段(胡锦涛上台后就直接诉诸于宪法)。李敖说拿起宪法放下自由主义,其实是在拿起宪法的同时,也是在目前最大可能地高扬了自由主义。
维权是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
在《通往公民社会》没出来之前,我曾经和崔卫平教授说哈维尔是当下异议运动的“圣经”。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出来以后,为2003年异议转化为维权,面对过去民运的“过分政治化”,打开了一条新路。而且这条新路,把抗争自己滑向极权的可能性堵住了。这是新的行动方式的出现,打破了过去启蒙与专制纠缠一起的僵局。
维权运动获得民众来自内心的支持。 2003年底《新闻周刊》作了个《新民权特刊》,我针对其中一个杭州市民利用宪法维权的报道,写了一篇《违宪审查:知识分子和民众共同之路》。对于社会底层来说,宪法还是他们最后的屏障,他们并未提出废除宪法的主张,相反要求让宪法变得神圣,如此以制约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利。他们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抗争。当民众都维护宪法的时候,异议人士是否应该遵守他们提倡的民主原则,放弃自己过激的主张?
很多激进人士全面抹杀当下宪法,说宪“法顶个球”,坚持宪法虚无主义的立场,而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至少可以使其中的人权法案规定的权利坐实下来,就像英国大宪章就是在长期维权的历史过程之中,才得以获得崇高的地位。宪法为专制提供服务的部分,例如序言,可以删除。使其中的人权法案规定的权利坐实下来,可以为未来的立宪提供坚实的公民社会根基。公民社会的添砖加瓦,现在就可以进行,不一定要等到将来。而且等到将来的那一天,如果没有坚实的公民社会根基,那也是白搭。
我非常庆幸有了哈维尔“在宪法之下的异议”,有了受到托克维尔影响的目标是美国宪政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这样我就不会政治不正确了。我曾经引用来说服激进人士,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服膺的哈维尔和米奇尼克如此重视法律,你们应该改变思路了,至少可以考虑一下了。
《波兰革命:团结工会》的作者艾西注意到,波兰反对派的做法是“如同”(as if)波兰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而当反对派开始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按照宪法去维权,就是废弃宪法虚无主义的态度,和专制者较真,向他们讨债。因为人权法案就是一个庞大的债务清单。
宪法虚无主义背后有一种对当下政治现代性的判断,认为当下一点立宪的成就都没有,还是和封建社会一样是专制的。这起源于李泽厚“封建压倒启蒙”的判断,把当下的政治状况判断为“封建专制的”,其后被刘晓波替代为“不民主压倒民主”,把当下判定为不民主。通过批判当下的不民主,就把希望寄托在未来虚无飘渺的虚空之中。这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在当下的“专制”和未来的“民主”之间,形成了一鸿沟,那么从现代到未来,只有革命才做得到。
我不是太赞同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当下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还是一种民主政体。民主与独裁和专制是不冲突,可以说正是在民主的话语下,人类的专制和独裁,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残暴程度。极权主义民主和自由立宪政体之间,差距不远,例如布什统治下的美国,很容易转化为警察国家。只要通过维权,让国家权力逐渐缩小,公民权利得到保护,公民社会逐渐坚实,形成稳固的国家和社会的分野,就是实现了自由立宪政体。
所以我认为并不需要“民主”的意识形态革命,不是象法国那样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宗教革命,而是一种技术性措施,一种手术。例如一党专制变革为多党制,普选,都是技术活,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无关。如果说这种手术来不及,发生了革命,那也没有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而是一次财产权再分配的暴力革命。
徐友渔先生和我说,维权要去政治化,其直接目标是重建公民社会。维权的并不是为了从国家手中夺取政权,而是为了建设社会。1970年波兰工人示威被警察激怒,随后游行到党委大楼(在波兰简单的叫做委员会),并且将其焚烧为平地。米奇尼克的同党库隆说,建设你们自己,而不要焚毁委员会。库隆还说,反对派并不是一支政治力量,而是”“更为宽广的公民要求权利运动的一个部分。”“
中央政府要学会合作
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和国家已经有了适当的分离,中央政府也主张限权。那么我们的努力,可以修补原来国家强奸社会造成的损害。可以继续推动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即使发生动乱或革命,也能为未来保留市民社会的完整和稳定。
我还把它叫做为换头术,随着身体(社会)的健全,必然头颅(政治体制)的更换。这样就直接目的而言,这种努力让社会躯体身强体健,间接目的而言,它也是一种换头术。而实际上,最高当局也是这种思路,只不过牵扯太多而无法开展。
胡温上台以来,至少在老百姓看来,不管效果如何,确实采取了很多有利于民生的措施,如此形成和民众结盟的趋势。对中央政府来说, 当前最主要的政治结构性矛盾是地方和中央的冲突。如此的结构,再加上地方政府已经成了黑社会和灭门的暴徒,中央与民众的结盟是必然。
太石村事件中,参与维权的右派与中央政府之间有一种“眉来眼去”,一种没有接上头的沟通,例如艾晓明教授在温家宝在广东期间,就致公开信给温家宝,还有范亚峰博士写了《正告某些黑暗势力并呼唤中央政府的良知、道义和责任》。
已经不可能完全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公正,而民众只能在水深火热之中消极等待。例如大规模的上访,即使中央政府有其心也无气力。而且中央对地方权威日渐消弱,连经济宏观调空,也被上海为首的地方架空和反对。所以中央政府如果政治明智,必须让右派参与到维权运动中去,发动民众,在宪法法律之下,与地方豪强和腐败分子作斗争。这样才能让民众在维权之中,掌握法律,用权利对抗非法权力。其客观效果是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为整个社会的政治清明作出努力。右派要获得政治影响,要与民众结盟,必须已经中央政府已经力所不能及的政治空间里,和民众结盟。
中央政府必须停止镇压维权运动,而与维权人士构成无意识联络的政治同盟。例如惩治贪污,需要有中间组织,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如此是双赢的局面。异议人士必须转为维权人士,学会政治成熟,如果中央政府镇压维权运动,是政治上的自杀,至少目前和将来都是政治上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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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1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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