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非暴力不大有信心。早在《大规模政治罪恶的审判》一文中，我否定了甘地式非暴力，认为它对于文明的宗主国英国才是有力量，而对中共这样非常精通政治的暴徒，是不可行的。我提出用法律取代暴力，用宪法中优良部分作为自由主义的力量，来解决宪政转型中的各种政治难题。所以我这几年来一直关注的是，如何在中共已经把自己的致命死穴呈现出来的情形下，如何推进宪政转型。
胡锦涛在2003年12日4日的讲座，把中共和宪法的矛盾直接裸露在公众的审视中。在经过十年来的经济制改革，以及89年以后的政治冲突，代表着政治体制改革就像匕首已经抵住了喉咙，没有躲闪的余地。就用尽现有体制最大空间而言，只有宪法才留下最大的空间，甚至可以使用宪法来质疑中共的执政党地位。
我认为是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努力，能够用尽现有的最大空间，这样效果不仅最明显，而且能为未来奠立不易的社会结构。而且这样的努力没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对抗，从整体也能获得最大支持，消耗最小。而且如果中央政府否认，那它也就是自杀行动。因为否认自己的法律，会造成当局内部也认为自己是不道德的、邪恶的、野蛮的，如果认为自己是邪恶的，那么距离死亡就不久了。
环视当今中国的政治事物，如果可以被自由主义看起来眼顺一点，那就是《宪法》，尤其是《宪法》种的基本权利的规定。而且宪法也是当前中央政府维系统治合法性的的最好手段（胡锦涛上台后就直接诉诸于宪法）。李敖说拿起宪法放下自由主义，其实是在拿起宪法的同时，也是在目前最大可能地高扬了自由主义。
维权是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
在《通往公民社会》没出来之前，我曾经和崔卫平教授说哈维尔是当下异议运动的“圣经”。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出来以后，为2003年异议转化为维权，面对过去民运的“过分政治化”，打开了一条新路。而且这条新路，把抗争自己滑向极权的可能性堵住了。这是新的行动方式的出现，打破了过去启蒙与专制纠缠一起的僵局。
维权运动获得民众来自内心的支持。 2003年底《新闻周刊》作了个《新民权特刊》，我针对其中一个杭州市民利用宪法维权的报道，写了一篇《违宪审查：知识分子和民众共同之路》。对于社会底层来说，宪法还是他们最后的屏障，他们并未提出废除宪法的主张，相反要求让宪法变得神圣，如此以制约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利。他们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抗争。当民众都维护宪法的时候，异议人士是否应该遵守他们提倡的民主原则，放弃自己过激的主张？
很多激进人士全面抹杀当下宪法，说宪“法顶个球”，坚持宪法虚无主义的立场，而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至少可以使其中的人权法案规定的权利坐实下来，就像英国大宪章就是在长期维权的历史过程之中，才得以获得崇高的地位。宪法为专制提供服务的部分，例如序言，可以删除。使其中的人权法案规定的权利坐实下来，可以为未来的立宪提供坚实的公民社会根基。公民社会的添砖加瓦，现在就可以进行，不一定要等到将来。而且等到将来的那一天，如果没有坚实的公民社会根基，那也是白搭。
我非常庆幸有了哈维尔“在宪法之下的异议”，有了受到托克维尔影响的目标是美国宪政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这样我就不会政治不正确了。我曾经引用来说服激进人士，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服膺的哈维尔和米奇尼克如此重视法律，你们应该改变思路了，至少可以考虑一下了。
《波兰革命：团结工会》的作者艾西注意到，波兰反对派的做法是“如同”（as if）波兰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而当反对派开始以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按照宪法去维权，就是废弃宪法虚无主义的态度，和专制者较真，向他们讨债。因为人权法案就是一个庞大的债务清单。
宪法虚无主义背后有一种对当下政治现代性的判断，认为当下一点立宪的成就都没有，还是和封建社会一样是专制的。这起源于李泽厚“封建压倒启蒙”的判断，把当下的政治状况判断为“封建专制的”，其后被刘晓波替代为“不民主压倒民主”，把当下判定为不民主。通过批判当下的不民主，就把希望寄托在未来虚无飘渺的虚空之中。这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在当下的“专制”和未来的“民主”之间，形成了一鸿沟，那么从现代到未来，只有革命才做得到。
我不是太赞同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当下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还是一种民主政体。民主与独裁和专制是不冲突，可以说正是在民主的话语下，人类的专制和独裁，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残暴程度。极权主义民主和自由立宪政体之间，差距不远，例如布什统治下的美国，很容易转化为警察国家。只要通过维权，让国家权力逐渐缩小，公民权利得到保护，公民社会逐渐坚实，形成稳固的国家和社会的分野，就是实现了自由立宪政体。
所以我认为并不需要“民主”的意识形态革命，不是象法国那样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宗教革命，而是一种技术性措施，一种手术。例如一党专制变革为多党制，普选，都是技术活，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无关。如果说这种手术来不及，发生了革命，那也没有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而是一次财产权再分配的暴力革命。
徐友渔先生和我说，维权要去政治化，其直接目标是重建公民社会。维权的并不是为了从国家手中夺取政权，而是为了建设社会。1970年波兰工人示威被警察激怒，随后游行到党委大楼（在波兰简单的叫做委员会），并且将其焚烧为平地。米奇尼克的同党库隆说，建设你们自己，而不要焚毁委员会。库隆还说，反对派并不是一支政治力量，而是”“更为宽广的公民要求权利运动的一个部分。”“
中央政府要学会合作
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和国家已经有了适当的分离，中央政府也主张限权。那么我们的努力，可以修补原来国家强奸社会造成的损害。可以继续推动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即使发生动乱或革命，也能为未来保留市民社会的完整和稳定。
我还把它叫做为换头术，随着身体（社会）的健全，必然头颅（政治体制）的更换。这样就直接目的而言，这种努力让社会躯体身强体健，间接目的而言，它也是一种换头术。而实际上，最高当局也是这种思路，只不过牵扯太多而无法开展。
胡温上台以来，至少在老百姓看来，不管效果如何，确实采取了很多有利于民生的措施，如此形成和民众结盟的趋势。对中央政府来说， 当前最主要的政治结构性矛盾是地方和中央的冲突。如此的结构，再加上地方政府已经成了黑社会和灭门的暴徒，中央与民众的结盟是必然。
太石村事件中，参与维权的右派与中央政府之间有一种“眉来眼去”，一种没有接上头的沟通，例如艾晓明教授在温家宝在广东期间，就致公开信给温家宝，还有范亚峰博士写了《正告某些黑暗势力并呼唤中央政府的良知、道义和责任》。
已经不可能完全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公正，而民众只能在水深火热之中消极等待。例如大规模的上访，即使中央政府有其心也无气力。而且中央对地方权威日渐消弱，连经济宏观调空，也被上海为首的地方架空和反对。所以中央政府如果政治明智，必须让右派参与到维权运动中去，发动民众，在宪法法律之下，与地方豪强和腐败分子作斗争。这样才能让民众在维权之中，掌握法律，用权利对抗非法权力。其客观效果是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为整个社会的政治清明作出努力。右派要获得政治影响，要与民众结盟，必须已经中央政府已经力所不能及的政治空间里，和民众结盟。
中央政府必须停止镇压维权运动，而与维权人士构成无意识联络的政治同盟。例如惩治贪污，需要有中间组织，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如此是双赢的局面。异议人士必须转为维权人士，学会政治成熟，如果中央政府镇压维权运动，是政治上的自杀，至少目前和将来都是政治上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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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1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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