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土改将把中国带往何方？

罗慰年

2016年底，浙江缙云18位乡村干部，联名提出倡议书，呼吁全国农村恢复公有制。这篇文章，最近又被推出来，引起一些人的警惕：恢复农村土地公有制，究竟恢复的是什么公有制呢？中国目前土地是国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农村土地当然是公有。恢复“公有”，是要剥夺1978年以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的农民土地使用权，强化集体所有权，走农工商合作社和集体化村的道路。宋常铁认为，中国农民已经没有土地所有权，这个呼吁又要被剥夺仅有的土地使用权。这是对40年来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反动。（《警惕浙江缙云倡议书，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决不能走回头路！》）

回忆中共建政前和建政后的历次土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土改”究竟会把中国带往何方。

中共建党初期，土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政府财政危机。“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共成立以来的主要财政收入手段。中国共产党一直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1950年6月中共 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陈沅森：《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

中共土改可以往前推，一直推到中共早期的土改运动，即土地革命。那时的土改，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贻害后人。文革时，海丰农民革命大王彭湃的儿子，遭到当年被剥夺土地的 “地主”的后人报复杀害。土改的过程，是中国农民学习阶级仇恨的过程；经过土改，中国的善良的农民学会了心理仇恨。

这种仇恨源于土改干部不仅夺走地主、富农甚至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予以霸占。《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由此可见，所谓土改，是煽动和组织农村无产无业的的地痞流氓，抢夺富有者的财富。土改时，笔者祖父的客面房、堂房都给没收。全家仅分得三间豆腐房和两间小边房。三代人积累的财富，经过土改，毁于一旦。房子和生产资料被没收，村里土改干部依然不放过祖父祖母，逼他们交“浮财”。家中此时，已是一贫如洗，一无所有，哪有财款交给村干部?1952年春节，我的祖母万般无奈，抓起讨饭棍，在村里串门讨饭。看到罗家到了如此光境，土改干部才不再追“浮财”。

重庆师范大学谭松十几年采访了100多个当年的土改的亲历者，写下《血红的土地》。其中引用当年土改民兵、农会干事向贤早在《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写真》写的发生在四川大水井的酷刑：一个姓许的民兵，让地主妻子彭吉珍双手趴地跪着，下面有一笼火。她的乳房、肚皮就在碳上烤，烤得皮肤起亮泡、滴油。区长李金斗把她拉起来，问：“你家到底还有没有金银？” 彭吉珍答道：“哪里还有金银。又修了房子，这些年又买了地，我没得金银了。” 谭松在调查中发现，为了逼地主交出浮财，这种烧烤活人的酷刑，不止彭吉 珍一例。

土改除了经济目的，还有政治目的。秦晖认为，土改是让农民交“投名状”。他说，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

土改中发生的农民抗拒，是毫无疑问的。新华网有一篇文章，“将农民分裂成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然后扶植农村流氓无产阶级作为骨干抢劫和迫害富裕农民致倾家荡产，并在短期内将土地分给农民，收买他们参与夺取政权。”“土改目的就是要挑起阶级仇杀，把农民栓在战争机器上。毛曾说，‘土改如果搞成和平土改，那土改就失败了’。” （《周扒皮原型揭秘: 对伙计并不苛刻 土改时被打死》）这个观点，可谓独到。

土改运动并不是乡村社会矛盾激化后的自然结果，而是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与广泛的民众动员才引发起的一场政治革命。土改领导者发现，他们试图建立的阶级话语体系，与农民的日常思维及乡村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要想发动农民起来斗地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借助诉苦、算帐等一些特殊的手段，才有可能实现目标。只有在诉苦中让农民强烈地感受到“苦”，这种苦才可能转化为“怒”。只有真正“怒”了，一旦指明“苦”的根源，农民自然会完成了从诉苦走向复仇、从诉说走向行动的重要心理转化。面对的斗争是让农民感到陌生与恐惧的，如何将这些处在边缘地位的农民发动起来，主动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进而实现对乡村政治结构的重构，这是诉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叶匡政:《土改中农民如何学会“诉苦”》）

划分阶级成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社会公平，而是为了把平民百姓分成对立的两派，好方便官府操纵“群众斗群众”。熊飞骏以家乡为例说明土改的荒谬。他的老家以一条山脉为界，山脉的西边多是富人聚居；东边则是穷人聚居。山脉东边贫穷人家多租种山脉西边的富人土地。山脉东边有一个村庄，全村都是佃农身份，各家各户都租种山脉西边一个大村塞的土地，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一个的。但上面的政策是必须按比例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富农。没有地主、富农，就从佃农中划出地主、富农。于是没有文化的村民用无计名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谁家该划为地主、富农。投出的四户地主、富农全是三十年代的红军家庭，因为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触犯众怒，被村民推出来戴上地主、富农帽子。土改干部对村民推选出的地主、富农居然照单全收，他们也知道这些地主、富农当年都是红军家庭。熊飞俊说，红军地主是马列革命最最深重的悲剧！ （熊飞俊:《一个丧失了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土改触动的不光是地主富农，也触动了共产党的干部。 “有了彻底的政策，还要有贯彻彻底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刘少奇），土改必须与整党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所谓整党，主要是清洗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干部中制造恐怖。“由于土改与整党同时进行，再加上“为纯洁党组织而奋斗”的口号，致使大批干部成为斗争对象。当时有些非常流行的说法，比如“掀盖子”、“搬石头”之类，就是把干部当作压在群众头上的“盖子”和“石头”，一定要掀开、搬掉。” 大批干部成为斗争对象。 （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土改时200多万地主人头落地。土改过程中和土改之后的恐怖，为后来的人民公社化的第二次土改，打下了心理基础。在巨大的恐惧下，拿到土地证的农民，没有经过太多的抵抗，就把土地交了回去。“翻身解放”的农民，拿到土地后，还没有过上几年“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拥有土地的梦还没有回过味来，从1952年开始，中共开始把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回来。“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开展农业互助和初级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的私有土地换成为被集体化的集体土地。” （《走错房间的右派》）

土改的另外一个恶果，是为中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做了道德准备。经济学家董时进早在土改正在进行之时，就对土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陈事美：《董时进：惊人的反土改预言》）

董时进认为，共产党搞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耕者有其田，而是要把土地收归国有，从而使它的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这不是私下的秘密，而是公开的计划。 董时进揭示了中共土改的本质。他在《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的小册子中写道：共产党慷他人之慨，聪明无比；它把别人的田地和耕牛分配给农人，博得他们一场欢喜；它又把农人和田地分配给耕牛，把耕牛和农人分配给田地，分来分去，最后把一切都归了自己；田地和耕牛收为国有，农场变为集体，农人都作了共产党的奴隶。董时进分析自相矛盾的《 土地改革法》，得出了中共借土改之名行抢夺土地之实的结论。 （智效民：《董时进批判土地改革》）不到五万字的《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1951年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董时进50年前书中的观点， 50年后，他的观点被事实证实，不容质疑。

摘自：《半资本论》。阅读全书，请登录谷歌图书（google play）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