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四旧，扒牌坊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12岁，上小学六年级。
我当时生活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县城――单县。
这是一个四省交界之处的小县城。山东省在陆地上总共与四个省相邻。这四个省是河北、河南、安徽、江苏。而单县一个小县却与其中三个省相交：东面是江苏的丰县，东南是安徽的砀山，南面和西南面则是河南的虞城和商丘。四省交界的小县城，其偏僻、闭塞就可想而知了。文革前的十七年，几乎不为外人道也。
虽然不为外人道，但单县人自有单县人的骄傲。单县人最骄傲的有两样东西：羊肉汤和牌坊。本来羊肉汤和破四旧没什么关系。但改革开放使它们发生了关系，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了。这几年，“百寿坊”牌羊肉汤行销全国，使得单县在全国也有了些小小的名气。（百寿坊公司的网友注意了，我这是给你们做广告。别忘了告诉你们老板，给咱表示表示。）单县的羊肉汤以其汤浓似乳、肥而不腻、味道鲜美而名满天下。而这名满天下的羊肉汤所用的商标就是“百寿坊”。这就与牌坊扯上了关系。
文革前的单县县城很小，环城马路（就是解放初被拆了的城墙。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有一幅《夜攻单县》的很著名的战地照片，攻的就是这座城墙。）内的城区不到一平方公里。就是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十几座石牌坊。其中最有名的两座，一座叫张家牌坊，现在叫百狮坊。牌坊上雕有一百个活灵活现的狮子；一座叫朱家牌坊，现在叫百寿坊，（羊肉汤的商标就用的它。）牌坊上雕有一百个各不相同的寿字。这两个牌坊的石柱、横梁上的狮子、花草都是雕空的，玲珑剔透，煞是精致。后来我看到过全国各地不少有名的牌坊，总觉得远远赶不上这两座牌坊。除了这两座牌坊和其他单独地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牌坊外，比较集中的有：刘隅首（隅首，就是路口，包括十字路口和丁字路口。）到黄隅首之间不到100米的路上，排列着三座跨街牌坊，造得也是高大巍峨。霨为壮观；小隅首路旁三、四座牌坊造在了一起，被人称作“牌坊园子”。总之，牌坊在与外界接触不多的单县人看来，确实是一大骄傲。因为除牌坊多以外，这些牌坊大多是节孝坊，这就表明单县人是很讲究“忠、孝、节、义”的。这在道德上就使得单县人显得更高大了。虽然这“忠、孝、节、义”是封建主义的遗毒，是与共产主义道德格格不入的。
文革来了，这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封建主义的遗毒的牌坊的厄运也来了。
1966年8月8日，“十六条”发表了，“十六条”上明明写着，要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但到底怎么破，怎么立，谁也不知道，更别说生活在这偏僻、闭塞的鲁西南的单县人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首都的“破四旧”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首都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通过报纸、广播，很快就传到了这偏僻、闭塞的单县。有了榜样，单县人也就积极地行动了起来。
我们当时实际上已经小学毕业了。但由于中学停止招生，我们就全部滞留在了小学里。在学校里无所事事，老师就让我们到街道上去了。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组织下，跟着街道上的积极分子“破四旧，立四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干不了什么，但帮个人场，看个热闹，还是可以的。
首先是破四旧、抄家。单县没有黑帮，只好抄四类分子的家了。而四类分子经过了十几年的监督、改造，家里早就是一贫如洗了，哪里还有四旧？不大的县城里，还有几家被称为资本家的人。资本家总该有四旧了吧，那就抄他们的家。其实，我们县城最大的一个资本家据说才有200块钱的资本。我的一个同学他家也是资本家，他家的资本才几十块钱。我那个同学的家被抄的时候，我也跟着去看热闹了，确实也从他家抄出来一些好东西。绸缎的、毛料的衣服，五颜六色，也真叫咱小县城的人开了眼；花瓶、瓷器，古旧书籍，也是见所未见。既然是四旧，那就全堆在一起，烧了！人呢，绑起来，和四类分子一块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
除了抄家，每个人还都在琢磨，到底什么是四旧？看报纸上说的，奇装异服是四旧，可是，我们这个小县城，人们连粗布衣服都才穿上，哪来的奇装异服？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四旧，我们这里，人们刚刚吃上饭，哪还有腐朽的生活方式？喝咖啡、开舞会我们这里是闻所未闻啊。
当然，只要有什么被发现是四旧，人们也真就毫不留情地破了它。当然，也有破错的时候，或者遇到阻力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象棋上有“将、帅、士、相、兵、卒”，这不就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吗？二话不说，我就把爸爸办公室里的两副象棋理直气壮地拿了出来，在院子里点上火就烧了起来。谁知，刚点着火，就被爸爸的同事发现了，一把夺过象棋，踩灭了火。这还不算，还把爸爸找了来。结果可想而知，我被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就在县城的人热火朝天地破四旧的时候，城里的牌坊却被城郊的农民给盯上了。我们这里是平原，周围一百里以内没有山，因此，石头在我们这里是稀罕东西。老百姓盖房子，都是在平地上砌砖。谁家的房子要是能在四角上砌上四块石头，立马就身价百倍。更别说搞农田水利建设、修桥铺路要用石头了。
因此，天气渐凉的时候，城郊的农民进城来了，他们要扒牌坊了！
扒牌坊的理由是很充分的。这些牌坊，宣传的都是封建阶级的“忠、孝、节、义”，是“四旧”。是“四旧”，就应该破！就应该扒了它！面对这十分充分的理由，县委、县人委也无法阻拦，只好默许他们将一座座牌坊包围了起来。农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不过，还是有冷静的人。不知是哪位县里的领导，告诉农民们，张家牌坊、朱家牌坊是文物，扒不得。（其实那时候它们还算不上文物。它们是1977年才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其他的牌坊，大家扒，没有意见。结果，朱家牌坊，只被扒下来一个角上的飞檐。而张家牌坊，则完好无损。农民也懂大局，识大体，怏怏地撤走了。
扒牌坊的场面很壮观。首先，是由一个身轻如燕的小伙子爬上牌坊。将粗壮的麻绳套在选定的一块石头上，然后几十个人拉着绳的另一端，喊着号子一起拉。拉下一块石头来，再去套在另块石头。就这样，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拉。扒一个牌坊，十天半个月，也扒不完。也有些小牌坊，本身就不是很牢固，拉着拉着，它自己就轰然一下倒了。这就省了不少的事。
只把牌坊拉倒还不行，农民们扒牌坊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牌坊上的石头。因此，还要想办法把石头弄回家去。牌坊上的石头块都很大，一块就有好几吨，当时的运输工具只有板车、牛车、马车，根本就无法装。只能把石头弄碎了才能拉。平原上的农民，没有跟石头打过交道。用铁锤砸，没有经验，砸不开。于是，就有人想出了用火烧石头的办法。在石头下面或者是旁边架上柴草烧，等到石头被烧热了以后，再用铁锤砸。别说，这个办法还真行。只不过小小的县城街道上到处乌烟瘴气、浓烟滚滚。就这样烧石头，一直烧了一个多月，县城的浓烟才渐渐地小了，街道上的石头也渐渐少了。记得那年第一次下雪的时候，我还看见几个农民在路旁烧着石头。时间进入到1967年时，我们县城里的石头终于全被拉走了，街道上也清静多了。
和石头打交道，当然是危险的。这次扒牌坊，县城共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农民，是爬上牌坊套绳子时，掉下来摔死的；一个是我们学校里一个姓柴的同学，也是爬上牌坊套绳子时，和石头一块滚了下来，结果，可想而知了。这位姓柴的同学，被追认为烈士，用上好的棺木，安放在了县烈士陵园了。那位农民怎么安排的，我就不知道了。
从此，县城里就只有两座孤零零的牌坊了。虽然这两座牌坊是那么的精致、那么的完美，但没有那么多的不那么精致、不那么完美的牌坊的衬托，也就只能孤芳自赏了。
四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想到扒了牌坊还不到四十年，神州大地上就兴起了旅游热。单县这个小县城，本来就没有什么旅游资源。现在更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招徕游客了。有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平遥的古城、徽州的牌坊时，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总是说：“咱这里的城墙、牌坊比他们的好多了，当年要是不把那些城墙、牌坊扒了就好了。”
二、破四旧补遗
说是破四旧的补遗，其实和破四旧关系不大，可以说根本不是一回事。只不过这件事是和破四旧同时发生的。也没有别的什么名称好命名，只好称作“补遗”了。
破四旧开始了，我们这个小县城的街道上热闹了起来。几乎每天上午，各个街道居委会都要绑上一些四类分子去游街。还有不时地从街上走过破四旧抄家的队伍。小县城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因此，几乎全县城的人都出来看热闹。
就在这热闹的时候，一个新的热点出现了。街道旁不时地出现了一些群众的聚集。有几个人站在路旁，向人群讲解着一桩桩“谋害毛主席的大阴谋”。耸人听闻的话题，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人越聚越多，几乎阻塞了交通。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么一件事：演讲的人把一幅毛主席的画像挂在墙上。这是一幅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装，戴着灰色的单帽，站在天安门上向群众招手的照片。照片上的毛主席慈祥可亲，面带微笑，确实让人看不出什么阴谋来。不少听众疑惑地盯着演讲的人，这张照片不是很好吗？有什么阴谋？
但是，听演讲的人一说，可就不得了啦。没看出来，还真是一个大阴谋呢。演讲的人告诉听众：“你们看到毛主席胸口上是什么东西了吗？是一条毒蛇！拍这张照片的人是想让毒蛇咬死毛主席！”听他这么一说，再看一看照片，还真是这么回事。照片上，阳光从前上方照在毛主席的身上，他伸到前面的手的阴影，正好落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巧合的是，毛主席的大拇指和其他手指是分开的，因此，手的阴影就象一个张着嘴的蛇头，而手臂就象蛇的身子。张着的蛇口，正好落在毛主席的左前胸上。让演讲的人这么一讲解，听众们都相信这是一个大阴谋了。
看到听众们都相信了这是一个大阴谋了，演讲的人就开始揭露各种各样的意图谋害毛主席的阴谋了，讲的是信口开河，听的是毛骨悚然。渐渐地人们都相信确实存在着谋害毛主席的大阴谋，也就更加激起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热情。
至于这幅包藏着大阴谋的毛主席画像怎么处理，演讲的人没说，听众也没有人问。只不过接下来的几天里，家家都在翻箱倒柜，找出这幅画像，悄悄地处理了。
还有的人拿着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杂志的封底上有一幅毛主席在麦田里的画，毛主席的周围都是金黄的麦穗。演讲的人告诉大家，这些金黄的麦穗上的麦芒，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正好形成了一个反动标语“蒋介石万岁”。听众们纷纷上前查看，有的甚至拿着笔在麦芒上描画。有的人说，看出来了，是“蒋介石万岁”；也有人看了半天，总是看不出来。我就属于那种看不出来的。但是不管是看出来的，还是看不出来的，都感到了形势的严峻：看来还真有人盼望蒋介石回来，夺取我们的红色江山。因此也就更加坚定了跟毛主席干革命，保卫红色政权的决心。
这些演讲的人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反正看他们的穿戴不象咱普通老百姓。
后来才知道，这两个惊人的发现并不是我们小县城的人的发明，而是从外地传过来的。据说，流传的范围还是挺广的。
看到人家都能从普通的画像中发现惊人的大阴谋，小县城的人们也动起来了。有些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我们这些学生和个别好奇心重的成年人。）整天对着毛主席画像、书籍、报刊冥思苦想，希望能从中发现什么“大阴谋”。偶而有了一点心得，就赶忙找人讨论。一旦形成了“大阴谋”的结论，就象前面说的那些演讲的人那样，站在路旁向人们慷慨激昂地揭露这惊天的“大阴谋”。
我记得我们单县人发现的一个“大阴谋”是这样的：人们装香烟的纸烟盒，把它从两侧粘合处揭开，一般都可以看到印有几条红、蓝、黄的线条。这些不同颜色的线条，有时印得很挤，压在了一起。有的可以看出是红线条压住了蓝线条，有的可以看出是蓝线条压住了红线条。但是，大多是很难分清到底是红的压了蓝的，还是蓝的压了红的。如果是蓝的压住了红的，就会被解释成为印烟盒的人希望国民党打倒共产党。这样的烟盒就要被销毁；如果是红的压住了蓝的，则没有什么事。为此，有的人只要看到有人抽烟，就要人家撕开烟盒看一看，到底是红压了蓝，还是蓝压了红。好好的烟盒被人强行撕开，弄得抽烟的人好不尴尬。
这样的闹剧，刚开始时还能吸引人们的注意，搞着搞着，人们对此就失去了兴趣。因此，还没有等到破四旧结束，这种揭发“大阴谋”的闹剧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说起来，这些人在66年八、九月份时，发现了这样的“大阴谋”，还能站在大街上向别人讲出自己的看法来，还是很幸运的。到了67年，《公安六条》公布后，再有这样的“大阴谋”被发现，打死他们也不敢说了。因为如果谁发现了“恶毒攻击”（所谓的“恶毒攻击”是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行为，就只能说是某某人犯了“恶毒攻击”的罪，至于是怎么样“恶毒攻击”的，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如果把“恶毒攻击”的内容说出来，是要和真正的“恶毒攻击”的人同罪的！
三、新村
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喧嚣了一二十天，就渐渐地平静了下来。除了街道上扒牌坊、烧石头的农民外，县城里人们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该上班的照常上班，该上学的继续上学。
我们却没有学可上了。新的一年级已经进校了，我们却无法离校。因为文革一开始，中学就停止了招生，现在我们应该是七年级了。谁也不知道这七年级的课应该怎么上。因此，不少同学就联系到农村去劳动。我的一位姓朱的同学告诉我，他在时楼新村认识人，可以到那里去。于是，我们俩就找到老师开了个介绍信，一块到时楼新村劳动去了。
新村，我不知道外地有没有，反正它在我们单县已经有了两三年的历史了。它类似于后来的知青点或者兵团，但又不完全相同。它是六三年或者是六四年城市青年下乡的产物。
单县县城虽然不大，但也有两三万非农业人口。由于当地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业，商业网点也很少，青年人就业就成了一个难题。可能是六三年或者是六四年，县里在农村建了四个新村，安排了一批城市青年到新村去就业。
这四个新村分布在县城的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东南是杨楼新村，东北是时楼新村，西南是高老家新村，西北是黄寺新村。离县城最近的是黄寺新村，有二十多里地；最远的是高老家新村，离县城有六十多里地。我要去的时楼新村离县城有四十里地。
我和我的同学背着背包步行了一天，终于在下午天黑以前来到了时楼新村。
这是一个有着几百亩地的小农场。周围用杨树和灌木圈了起来。中间有几排平房和一个很大的场院。场长接待了我们，他欢迎我们来参加劳动，并说为了表示对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一点感谢，决定每天给我们补助二斤红薯。然后安排我们到一个大房间里住下。这个大房间里用干草和席子铺上了地铺，住着十几个和我们一样从各个学校里来的参加劳动的中小学生。
知青们（就算是知青吧，其实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从没有上过学的城市青年。）住的是集体宿舍，每五六个人住一个房间。吃饭是在新村的食堂里，但要自己买饭票；干活是由场长安排集体劳动。他们干活也是记工分，这一点与农村的其他社员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他们好象是也发工资，但钱不多，也就是能买个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什么的。
至于他们是不是自愿到这里来落户的，我当时没有问。不过当时看起来他们都还能安分守己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看不出有什么抵触情绪。想想也是，就凭单县县城那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即使在县城，也很难找到工作，倒不如到新村来落户，起码有个干活、吃饭的地方。更何况当时正是豫剧《朝阳沟》唱遍全中国的时候，那时的年轻人，男的个个都想当栓宝，女的人人都想做银环，青年人到新村这种年轻人成堆的地方去，应该还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时楼新村的正式名称是“单县时楼公社良种繁育场”。主要是培育植物良种和动物良种。他们培育的植物良种是什么，因为我在那里的时间太短，搞不清楚，但动物良种，倒是见识了。所谓的动物良种，就是种猪、种牛、种马等。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养的那头种牛，足足有两米多高，站在那里比一般的牛要高出一半来。经常有附近的农民牵着自己队里的母牛来配种。那些母牛站在那头种牛旁边就象小牛犊一样。由于怕种牛把小母牛压坏了，他们专门用木头做了一个架子，配种时让母牛站在架子里，种牛则趴在架子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懂得了配种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学生其实也干不了什么农活。也就是帮着他们拾拾棉花、掰掰棒子，干点力所能及的轻活。最令人神往的是晚上跟着知青们去巡逻。新村是个良种繁育场，他们所种的庄稼肯定比周围农村生产队里的好。加上新村其实上占用的是周围生产队的地，农民们对新村实际上是相当仇恨的，经常有周围的农民趁夜间来偷东西，因此，夜间巡逻是必不可少的。巡逻的时候，我们两三个学生，拿着手电筒、棍子，跟着两个知青，一边说着笑着，有时还大声喊上几嗓子，或者唱上几句，一边围着新村的防护林带慢慢地走。周围安静极了，只听得见夜风吹得杨树上的树叶“哗啦、哗啦”地响。我这时才知道，农村的夜晚，并不都是一片黑暗。在夜色中能够看见地上白色的道路、路旁黑乎乎的庄稼，以及远处黑色的防护林的轮廓。走累了，就在路旁的庄稼地里掰几个棒子，或者挖出一把花生，点上火烧着吃。吃饱了，再走一段，天也就亮了。就这样，我跟着巡逻了几次，一个小偷也没有遇到。其实，就是真有小偷，就我们这么大的动静，也把他们吓得藏起来了。
文革的影响，在这偏远的新村里，也能够看得出来。新村宿舍的墙上，贴着几张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的认罪书，还有几张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大字报的语言，也是文革式的：“XXX必须与其反动家庭划清界限！”，“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但是并没有看见他们召开批斗会什么的。据一些知青说，批斗会是开过，但那都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时间一长，我也认识了几个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他们看上去和其他知青没什么区别，和其他知青一样干活、吃饭、睡觉，只不过话少了一些，活干得更多了一些，也没有看到有谁故意歧视他们，折磨他们。毕竟这是天高皇帝远的新村啊。
我们总共在新村劳动了十几天，天气渐凉以后，就回城了。但是，这次短短的新村经历，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这次经历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还因为五年后，我也走上了知青的道路，尝遍了他们所经历的苦辣酸甜。
回到县城不久，造反派就起来了，单县也就真的乱了起来。我们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小学生，全都卷入到了造反的潮流中去了。这期间，也见到了几个时楼新村回来的知青，他们也是趁乱跑回家来的。后来，当造反的潮流消退以后，新村的知青却又作为一支新的力量在县城闹了起来。他们的口号是，反迫害，要回城。当然，他们的要求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初，当我们自己也加入到知青的行列里去的时候，这些新村的知青，还真的全部回城安排工作了。
四、鲁西南革命造反军
单县的文革，从一开始就是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五六月份的斗黑帮，各单位批判、斗争四类分子、出身不好的教师、职工，以及领导上认为表现不好的人，就是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进行的。虽然也有打人、自杀的情况，但由于是在单位内搞的，对社会上的影响并不大。八月份的破四旧，也是由县委布置各街道居委会、各单位统一搞的。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风头一过，也就一切平静如初了。因此，一直到66年秋天，虽然全中国的文革已经搞得热火朝天，小县城还是风平浪静。
这种风平浪静的局面，在青年学生看来，简直就是对抗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了。因此，不时有串连路过县城的红卫兵小将在街上贴出大字报，炮轰县委压制了文革，但他们都是路过，今天贴出大字报，明天就走了，根本造不成什么影响。
真正点燃了造反火焰的是鲁西南革命造反军。
单县有一批在外地上技校的学生。这些学生大都是县城普通市民的子弟。文革一开始，学校停课了，这些学生没有留在学校里造反，全都跑回家来了。可能是因为在家里无所事事，他们开始关心起了单县的文革来。66年深秋的一天，他们以“省劳动厅技校、山东水校、泰安电校单县籍学生”的名义，在县人委门前贴出了大字报，炮轰县委、县人委压制文革，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并且接连贴出大字报，揭露两委的一些黑幕，号召群众起来造县委、县人委的反。
这些技校学生的大字报，象是在平静的湖水中投下了巨大的石头，马上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学校里的青年学生、各单位中被压制的人、对单县的文革状况不满的人纷纷站出来贴出大字报响应。很快，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单县的文革才象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真正发动起来了。
点燃县城文革火焰的这些技校学生，当然不甘寂寞，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组织称为“鲁西南革命造反军”。于是，鲁西南革命造反军就诞生了。老百姓嫌这么长的名字叫起来拗口，就简称其为“鲁西南”。
“鲁西南”虽然号称“革命造反军”，但实际上，只有二三十个人，就是在大字报上署名的那三个技校的单县籍学生。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兴起后，几乎所有的造反组织都来和他们联络，他们也和其他造反组织合作，但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吸收单县当地的新成员。他们的一号人物是刘XX，是我的一个同学的哥哥，长得浓眉大眼，文文静静的，一说话就脸红，怎么看也不象个风风火火的造反派；二号人物房XX，也是一个文弱书生。可是，就是这一帮十八九岁的技校学生，却掀起了小县城里造反的高潮。
从66年最后的两个月，一直到67年的头两个月，“鲁西南”成了单县的一颗政治明星。“鲁西南”的总部安在了县人委对面的百货站内，而县人委就座落在县城最繁华的主要街道上。由于正对着县人委，贴起大字报来非常方便，没几天的功夫，县人委门前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每天，“鲁西南”总部的院子里都流动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各单位的造反派、红卫兵纷纷前来联络、取经。一时间，“鲁西南”成了县城里造反派的标志。在单县造反派联合发起的行动，或者是联合发布的文件中，“鲁西南革命造反军”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前面。
当时的群众组织，几乎全是造反派，没有保守派的组织。因为组织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县委、县人委的反。当时虽然社会上比较乱，但县委、县人委还能控制局面。一些同情两委的群众，虽然不满意造反派的举动，但他们相信两委，拥护两委的领导，因此，并没有出面组织自己的保守派组织。
到了67年初，夺权开始了。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冲进两委大院，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造反派的夺权，现在看起来有些好笑，其实就是收缴公章。造反派群众，提着麻袋，冲进两委大院，逼着各个科局的管公章的干部把公章交出来。据说，他们光公章就收了满满一麻袋。这些行动，激怒了保守派的群众，于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也纷纷组织起来了，先是两委大院里的机关干部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字记不起来了），公开和造反派对抗。随后，各学校、各单位的保守派群众都组织起来了，形成了两大派对抗的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鲁西南”却急流勇退了。67年初春，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鲁西南突然发布公告，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了。接着，单县的大街上，就不见了“鲁西南”的踪影。他们匆匆地返回在外地的学校了。
但是，还有没走得了的。鲁西南的二号人物房XX，还没来得及走，就被保守派的群众抓住了。接着，各学校、各单位的造反派的头头，一夜之间，也全被抓了起来。
单县的保守派，在县城最大的广场――文化馆广场，召开了批斗大会。造反派被抓起来的头头们，一个一个都被押上了台。在经过了一番批斗后，县公安机关的一个什么人，走到台上，宣布对“鲁西南”的坏头头、反革命分子房XX依法逮捕。他的话音刚落，两个押着房XX的人就一脚把房XX跺得跪在了地上，用绳子把他五花大绑了起来。台下响起了保守派群众的口号：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房XX！”
“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当时公安人员穿的也是绿军装，戴红领章，只不过他们的帽徽是国徽。小县城的人分不清军人与公安的区别，也把他们当成了解放军。）
我们学校与文化馆广场只有一墙之隔。而我们这些小学生，不论家里当时的处境如何，几乎都是铁杆的造反派。“鲁西南”的那些大哥哥，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当时不知道有偶像这个词，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当时追“鲁西南”就和现在追星差不多。）听说房XX被抓住了批斗，我们都跳墙过去观看。看到站在台上的房XX被人跺倒在地上，并被五花大绑了起来，我们虽不敢吱声，但眼里都充满了泪花。我们就是不明白，昨天还是造反的英雄，今天咋就成了反革命了呢？
没过多久，我们就明白了：这就是“二月逆流”，是不甘心失败的走资派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猖狂反扑。十多年以后，我们又明白了，这不叫“二月逆流”，而是叫“二月抗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挽救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国家而进行的反抗。
不管怎么说，当时我们总觉得，造反派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造县委、县人委的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真的搞文化大革命。而保守派却动用专政机关，把他们抓起来，是反文化大革命的，并且手段也太毒辣了一点。
都说是四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其实，在变幻莫测的文革中，用年来计算时局的变化就太慢了。没过四十天，时局就又翻过来了。从三月底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造反派们发起了“反逆流”的斗争。并且一举击溃了保守派反扑。单县这个小县城又成了造反派的天下。
造反派控制了县城的局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西南”平反，给前一段被镇压的各个造反组织平反。县公安局不得不把被逮捕的造反派的头头，包括“鲁西南”的房XX、刘XX（好象是刘XX后来也被从外地给抓了回来。记不太清了。）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鲁西南”又回来了。不过这一次他们回来，不像以前那样了。他们只是参加了给他们平反的大会，没有再参与单县的文革。平反一结束，他们就宣布解散，真正回校去“复课闹革命”去了。因为他们已经面临着毕业分配。很快，他们就会从一个个靠家庭供养的穷学生变成一个个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虽然如此，鲁西南革命造反军的这段造反经历，却深深地留在了单县文革的历史中。
（为了不给当事人带来麻烦，“文革忆旧”所有的人物，都尽量不提名字，实在避不开的，就用XXX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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