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五月 2012
by isun_editorial
當烏坎從媒體熱潮中落幕，是時候回顧這場元素豐富的村民抗爭，能否可以稱得上村莊中的公民運動？而經由抗爭而爭取來的民主選舉，是否預示著「基層」的重要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基層民主」會帶來什麽新的啟示？
講者：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 張千帆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郭巍青
民間智庫、北京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中心負責人 熊偉
香港《陽光時務》執行主編 張潔平
廣東商學院法學院廣東商學院法學院 塗四益博士
時間：5月19日下午2點——6點
地點： 香港大學明華綜合大樓T2講堂
主辦：
陽光時務
香港大學法學院中國法研究中心
整理：周芳
郭巍青（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我把烏坎事件歸納為三個大的階段。
第一階段，從去年9月份開始，一系列的抗爭和政府形成了衝突，整個村和政府形成尖銳的對峙，還有許多武警和許多准武裝力量在裏頭，在中國的農村來看，形成這麼長時間的對立，真的不太多見。這也是烏坎事件引發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是第一階段：一個很鮮明的特點就是直接的、尖銳的對抗。然後，政府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廣東省高層政府介入這個事情，這也是烏坎事件受到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和林祖鑾座談，並且進村會見村民。按我的瞭解，這是政府多年來，如果不是唯一，至少也是非常少見的動作。使烏坎的事情從抗爭回到法制軌道上，變成了選舉。
第二階段是選舉。從今年的2月1日開始到3月，一共做了三次選舉。這三次選舉把中國村民選舉法所規定的細節全部走遍了。包括了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村民代表的選舉、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長的選舉，這些都是在法律上有規定的。但根據我以前的觀察，很多地方對前兩者都很忽略，也不太認真去做。這一次，為了讓烏坎事件有一個圓滿的解決，各方都是這樣——從政府的角度，他希望這是個合法的事情。從村民抗爭的角度呢，他們也希望自己的抗爭可以得到一個完整的呈現。所以雙方都在按照法律，認真地按它的步驟來走。真是很認真的把所有的過程都走遍了。
選舉完了就是第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問題，就是收復失地。收復失地是抗爭者的用語，就是認為我們的土地過去流失掉了，通過非法的買賣或者其他的路徑，沒有了。現在通過抗爭形成了一個新的村委會之後，我們要把流失的土地收回來。這才是烏坎事件中的一個真正核心的環節：到底土地之前的買賣是不是合法的？到底土地能不能收的回來？到底村民的訴求能不能變成實際上的利益？我覺得現在才開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特別明確的解決方案。
這大半年來，我覺得整個事件有許多值得觀察、很有戲劇性的方面。
第一點戲劇性：兩個老人在對決。原有的村委會主任薛昌，做村的基層領導做了40多年，村裏人講，他比卡扎菲做得時間還要長。這也是中國農村一個很典型的特點，這也反映了農村治理中一些問題。後來，另外一位老人，就是大家反復看見的林祖鑾，傳奇般地崛起，成為一個精神領袖。他是69歲。薛昌70多歲。一位老人代替另一個老人。這也是很戲劇性的地方，我們可以這樣講，沒有這麼強的一個人，可能烏坎很多事情不是這個樣子。對林祖鑾本人的觀察、研究構成烏坎事件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第二個戲劇性，是村委會整個換了一遍。原先的那個班子整個不要了，新產生的這個班子，全部成員基本上都是抗爭者和抗爭者的支持者。就我自己過去對農村的觀察，這樣的情況，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極為少見的。
第三個戲劇性，是政府的立場。我自己會看到兩種立場，一個是朱明國副書記邀請林祖鑾會談，當場答應村民的要求，整體上代表了比較開明的治理思路。我跟汕尾、陸豐當地的官員也有非正式的接觸，發現基層幹部對烏坎和林祖鑾本人有非常強烈的負面印象，認為他不行。而林祖鑾本人和抗爭者對於當地政府也持一個強烈的負面印象。在這裏面，地方政府對待土地抗爭，他們的立場本身是值得去歸納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基層政府之上，省政府是另外一種態度，並且派了工作組。這兩個層級、兩種態度對事情的變化和發展的影響也是很有趣的。
第四，就是全球的傳播。大批的媒體雲集，為什麼這樣子，我們也要再去討論原因。媒體多到可以開國際媒體的峰會了。一個小小的村莊，聚集大量的媒體，也是少見的現象。
第五個戲劇性，是青年的作用、網絡的作用。傳統上，農村裏人們出去打工，富裕了，會把金錢帶回村裏來，把福利帶回來；在烏坎村，我們看到一些出去打工的年輕人，本身還是窮人，本身還是一些收入並不高的工薪階層。他們把互聯網帶回來。用資訊和互聯網發動了一次這樣的抗爭，所以，不同代際對農村的影響有明顯的不同。這些打工的年輕人給烏坎村帶回來的那些微博、QQ，將烏坎村變成了一個會用微博的、而且會用微博發動抗爭的這樣一個村。我們以前觀察的內地一些農村的抗爭，很少是抗爭者本人在表達。通常是人家替他表達，或者外面的人在說，但自己本身的訴求是什麼呢，不知道。但是這次事情，是他們自己在說話，自己在拍很多東西，寫很多東西，用網絡、用微博。純粹形式上的比較，有點像佔領華爾街的運動——你們不報道我，但是我會自己來報道這個事情。青年人和網絡媒體的作用在這次事件中，比以往任何一件事情都看得更清楚。
我自己非常感興趣的第六個戲劇點，是傳言和早期的暴力。研究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一定會面對暴力。暴力是怎樣產生的呢？是跟許多傳言有關係。傳言又是怎麼產生的呢？需要細細討論它。這裏頭關於「警察打死兒童」的傳言，關於「貪官」的傳言，關於「賣地」的傳言，關於「薛錦波死因」的傳言，還有「人出來，把事情幹成了給40萬」，或者「錢更多一些，或者更少一些」的傳言很多。哪裏來的？不知道。但是一場成功的抗爭，有大量公眾參與的抗爭，必然伴隨著很多這樣的傳言。我們要去研究這些傳言本身真正的作用究竟是什麼。
第七，烏坎是一個村。但是我們去了也知道，這個村絕不是一個邊遠的、封閉的農村，這個村其實已經沒有土地了，沒有農民了，沒有人在真正地種田，也沒有人再下海打漁，船也是租給別人在用。這個村有1萬3千人。在中國內地的北方的村，大部分的村在三千多人吧，這個村就非常大。大的原因之一是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生了太多的人出來，生5、6個孩子是常見的。人多地少，這也是抗爭出現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烏坎的外延是擴散的，有許多宗親會，也有好多同鄉會，有打工團體，圍繞著這個土地市場、利益相關者之間，類似Stick holder，有一種很廣的大烏坎概念。
因為烏坎事件這一個非常特殊的傳播行為，在全球傳播領域中，烏坎成了一個符號，包括林祖鑾的形象，這就使得烏坎不僅是一個現實的村，也是一個故事版本。另外，在烏坎我們可以看到有各種各樣的人在那裏，包括外地的有同樣訴求的抗爭者。很多人把各種各樣的意義都疊加到烏坎上面。烏坎有很多訴求，村民自己的訴求，參與到裏面的人，各人也有各人的眼光、訴求，附加到上面去，然後各自做各自的事情。這就使烏坎變成了一個很多層、很多元、很有輻射性的大的現象，不再是局限於一個小小的農村。
這是事件的一個基本的進程。然後烏坎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到底土地屬於誰，產權的問題，到底過去的買賣是合法的還是不合法的呢，有大量不清晰的地方，如果清楚就沒有問題了。烏坎到底有多少土地呢？官方的說法是9000畝，一個村就9000畝，已經賣了七、八千，還剩一、兩千。但農民認為，他們差不多有3萬畝地，也有紅線圖。在已經發生的土地買賣中，我聽到基層官員說，以往的土地按照當時的政策就這麼處理。你不能事後這樣推倒重來，意思就是說，已經有的那個交易就是合法的。但是，村民們認為土地買賣有黑幕，是不合法的。現在省政府的工作小組在那裏討論，所有都好處理，就是土地不好處理，還有很多複雜問題在討論當中。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到底土地多大，到底土地的買賣合不合法，到底哪塊土地歸哪個人，到底土地應不應該收回來。迄今為止，這是引發抗爭的最核心問題，而這個問題是最含糊不清的。我的觀點是，這種不清晰性，是社會抗爭得以發生和動員的一個基本的條件。如果非常清晰，就沒有什麼好抗爭的；就因為不清晰的條件下，你對這個土地的產權和買賣的解釋有了空間，因此使得不斷有新的解釋、新的理由要把人們動員起來。
現在不僅烏坎是這個樣子，很多村廣泛上都是這個樣子，前面20年的土地到底去哪裏了？到底利益在哪裏？到底合不合法？到底算不算農民起來反悔？還是你前面在剝削我？這些問題都處在一個極其不清晰的狀態，需要法學家還有政策等來說明它。如果我們不去很好的解釋清楚的話，抗爭將會綿延不絕。
說說我理解的抗爭者的意識形態。他們有很強的家園記憶和土地記憶，至少他們表現是這樣。他們用的辭彙是我「愛村」，我「拯救家園」，我「收復失地」，這個和十幾二十多年前，大量的年輕人離開農村來到城市，想尋求更好的生活，很不一樣。烏坎村年輕人，至少是在我們面前說，我們愛護我們村，我們不想當亡村奴，傳單上也是這樣講。我們小時候在這塊土地上長大，我們要要回我們的土地，我們不能沒有它。
再者，他們依舊保留著海陸豐農村革命傳統的記憶，這個在城市裏，對於年輕人或者不年輕的人，其實早已經放掉了。這個作為革命的一個傳統，共產黨的一個傳統，農民運動的一個傳統，在20世紀的前半期真的非常重要，但是到後半期，真的早就扔掉了，誰還知道它。他們烏坎的農民在抗爭前，自己就知道這個傳統。據說，在9月21日，他們抗爭前就起誓，他們特意選擇了當年農民革命領袖彭湃發動革命的同一天。這個我們還要去繼續求證。這雖然是傳言，但是他們自己是這樣說的，因為彭湃在這一天革命，所以我們選了這一天。我當時很驚訝，你們還記得關於農民運動和農民革命的這些傳統。
其次，關於共產黨正統的記憶，這一點我在和林祖鑾談話當中，有比較深的印象。剛才陽光時務的片子裏，有一個人說，林祖鑾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我覺得是的。我覺得還有他能讓朱明國當場拍板，讓他來牽頭搞這個事情，他一定是表現出了一些共產黨員內在的東西，能夠贏得高層的信任。我們在這裏看，他是一個抗爭的英雄；但是從實際的利益錯綜複雜來看，他能夠在其中立住腳，並且可以受信任來做事的話，他其實是有中國共產黨正統的一面的，我認為中國的事情是複雜在這個地方。
此外，村裏有許多宗親會，農村裏頭的傳統的文化修養等等，抗爭者大量地使用本土的、傳統的資源。包括在意識形態上，革命傳統的東西。這些東西又發生在一個農村向現代化轉化的過程當中，它又真的有很多東西是指向民主，指向自由、抗爭，這些都不假。但是他們用到的都是非常傳統的資源。到底用哪個詞來概括呢，「新傳統主義」？
它給我們帶來了一個複雜的局面，就是我們有一個威權主義的政府，一個自由主義的市場，能不能有一個新傳統主義下的農民和農民的力量？在這當中存在的不清晰的土地格局和非常清晰的土地訴求。政府一方，他們是一個高度有組織的機構，但是在實際問題中，是極其碎片化的；反過來，農民是在過去沒有組織的，但在這次事件中，反映出一種高度的團結，依賴於某些因素，特別是一些傳統文化，這個村是高度團結的。在這個政治博弈中，出現了很奇妙、很矛盾的一種現象。就是最有組織的一方，最威權的一方，它其實非常碎片化；但很鬆散的這一方，卻極為團結。這是抗爭和社會運動中，我們看到的一個很積極的方面。
關於烏坎的事情，在整個網絡上，在全球的媒體上進行討論，這一條地方政府的官員既沒有意識到，也沒有能力去面對。很可能廣東省政府也沒有能力去面對，但廣東省政府在面對媒體上，明顯有自己的考慮和策略。再往下的基層政府，市政府、鎮政府、他們在面對傳統的抗爭的時候是有辦法的，但面對大範圍的傳播的時候，他們是沒有辦法的。所以汕尾市委書記說：「我們關起門來自家兄弟，自己討論。你不要拿出去給人家討論、論短長。你拿出去我就說你和敵人勾結，因為這就超出了我們可以控制的範圍。」這個是我們在基層治理當中，看到的一個最根本的矛盾，就是這個問題到底是局限在本地去解決它，還是已經傳播出去變成一個大的議題，在這個大的議題下，本地政府非常被動。
最後念一句汪洋的話，「我們必須破除人民的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切實維護和發揮好人民群眾建設幸福廣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尊重人民群眾，讓人民群眾大膽的開拓幸福道路。」在國內，大家都認為這是官話。但是可能這代表了汪洋的一個思路，就是說，他希望改革。他希望從下面找到這種改革希望，來自於底層推動的力量。我認為在烏坎問題上也是這個樣子，其實高層是希望改革，希望可以看到在土地問題上，在農民問題上，在地方政府的各種問題上，希望看到一種改革。如果這種改革是來自底層，他是樂於去接納、去引導，來納入軌道當中來引導的。
我相信這是廣東省政府的一個態度，而這個態度和傳統的地方政府站在一個不一樣的立場上，因為這個不一樣的立場，就給烏坎村帶來了一種新的不一樣的博弈的空間，我們才看到烏坎村的現在的結果。否則的話，我相信它和傳統是一樣的，就是軍隊會把它壓下去。我們不排除這樣的事情，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是一種新的改革空間在生長，如何利用這個空間更好的去博弈，更好的去推動國家的進步，當然最跟本的還是人民的幸福，這個是值得研究和觀察的事情。
張潔平：
我談談烏坎與媒體的互動。烏坎第二次大規模的遊行發生在11月21日，陽光時務進村的時候是11月23日，可我們爲什麽拍攝到遊行的畫面？這正是對媒體來說有意思的地方。當天，我們和村民事先有聯繫，說我們大概中午1點鐘能夠到烏坎村，然後1點半，就開始不停接到村民的電話。我們差不多4點多的時候才到烏坎村，就發現大陣仗已經在等我們了。村民們說，我們已經等你們等了3個多小時了。就為了等我們，表演一場遊行給我們看。因為他們知道我們錯過了他們最精彩的時候，特意重現一遍。記者的鏡頭一舉起來，村民就開始舉牌子，喊口號，用的是前天的標語、口號。然後等我們穿過了整個示威隊伍，看他們還在那裏坐著，我們就說，我們已經記錄完了，你們可以散了吧。他們就說，7點鐘，我們還等另一個媒體來。
這樣的場景……所以，我很同意剛才郭老師講的烏坎事件時有很多戲劇性的因素，這個戲劇性的因素是會源源不斷地吸引媒體，并願意一次又一次地去，甚至待在那邊不肯走。
其實在烏坎和媒體的關係上，是烏坎在主動地引導媒體，他們一開始就在網絡上或者是媒體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我們去問他，你要說什麼。他們一開始就在引導這個議程，在中國鄉村採訪裏，這是很少有的經歷。我記得《紐約時報》報道烏坎，就用了「occupy wukan」。用「occupy」的概念來跟佔領華爾街來比較，烏坎的年輕人主動傳播自己的意識是非常的強烈和清晰。
烏坎從一個其實是非常暴力的抗爭，轉換到一個和平的選舉，最後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我覺得最重要的因素是村民團結而堅持的抗爭；另外兩個因素很重要，一個是林祖鑾和政府之間的抗爭、溝通、談判、妥協，有一個非常難得有效的溝通方式；另一點，就是年輕人和媒體之間的互動，這是讓烏坎能夠迅速成為一個全球傳播的中心的要點，並且這種全球傳播，給了廣東省政府一個相當大的壓力來解決這個事情。
在傳播上，你會發現烏坎的年輕人有非常強的身份自覺，他們會發言，他們也知道自己在被媒體關注。他們被關注以後，會搜集不同媒體對他們的報道，他們會比較哪個好，哪個不好。第二次去，你就會發現他們對你的態度有差別，某些報紙第二次去烏坎，就沒人理他們。有些媒體，他們就願意保持積極的聯繫。你報導的是不是客觀，是不是真實，他們會看。他們的態度非常鮮明，比如南方日報網發了一篇陸豐市委宣傳部提供的稿件，讓整個南方報業在烏坎村民心目中都被打上一個糟糕的形象。他們會在村裏拉出一個特別大的橫幅來罵南方網。
在前期，村民和媒體的關係中，村民會更願意配合媒體，比如我們去到烏坎的時候，烏坎村民會準備好移動硬碟、光碟，把這個幾個月他們收集的信息、視頻拷貝好了，小心翼翼地給到你，然後說，你們還要什麼，我們全都給你。到了12月份的時候，你再問他要，他不一定給了，他會說我們要自己在微博上發，我們要在博客上發。比如很有名的烏坎青年張建興，1991年出生的年輕人。剛開始的時候，他拍攝很多東西，然後送給媒體，讓媒體可以發到全世界，讓世界知道烏坎發生了什麽。到後來，他不給媒體了，他會發在自己的微博上，博客上，他自己成了媒體。
有一次，我在烏坎碰到一個到處拍照的人，我問他，你是哪家媒體的，他說我是來圍觀的，他要發微博。然後從旁邊走過的兩個村民，聽見了，就搭上一句：「哦，自媒體的。」這個村子的年輕村民，對媒體的理解完全是21世紀的。
到12月，很多媒體去烏坎的時候，年輕人在介紹自己的時候，會說自己來自中國烏坎。他們已經完全省略了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對的是《紐約時報》的記者，是《金融時報》的記者，是法新社，是CNN。我在他們結束抗爭之後再去的時候，會看到他們的常常拿出自己收集的100多個記者的名片，在那裏相互比照。張建興和蔡義豐，兩個村民印了自己的名片，就是以這一百多個記者的名片疊放著的照片作背景，然後把自己的名字疊上去，中國烏坎的張建興。他們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他們也知道「中國烏坎」的身份是一層一層疊加上去的，他們自己很清楚這一點，在網絡傳播時代，他們並不是扮演一個很單純的抗爭者，他們其實知道烏坎村被輿論稱為30年後的小崗村，他們知道全世界的媒體都在關注。他們很強烈地知道這點，所以他們有意識的記錄，也隨時看到自己記錄引發的反應，一步一步，有意無意地，引導這個議程往他們希望的方向發展。
維權骨幹的年輕人，很多都來自烏坎熱血青年團。這是他們從2009年成立的QQ群，2009年4月，村裏貼出第一張傳單，號召村民關注土地被侵吞的問題，標題叫《我們不要做亡村奴——致烏坎村民的一封信》，落款是愛國者一號，沒有留名字，留了一個QQ號。加這個QQ號的人很多，愛國者一號就立了烏坎熱血青年團這個QQ群，前後有三個分群，一個群的上限是200人，所以總人數差不多有600人。但之後抗爭的骨幹就只有20人左右。
他們主導了烏坎對外發放消息的主要工作。包括微博、QQ，包括在論壇上的各種發帖，他們11月時自己拍攝了一部一個多小時的紀錄片叫做《烏坎！烏坎！》，模仿的是《南京！南京！》的標題。他們還翻唱了一首Michael Jackson 的歌，把歌詞改成了烏坎的現狀，叫做《情系烏坎》。錄音效果特別差，但在烏坎本地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烏坎村裏採訪的時候，我至少有三次，看到村民在自己的家裏、店裏圍成一圈，看《烏坎！烏坎！》的紀錄片。
第一次的街頭抗爭，9月21日結束的時候，烏坎村就開始募款，主要是為了救治受傷的那些村民，除了救治傷員之外，烏坎村的年輕人也用這些經費，給自己添置了攝像機、對講機、電話，他們的攝像機比很多記者扛過去的還專業的。自此之後，烏坎村的所有會議、集會、衝突、談判，他們自己的攝像機都有最全的資料，時刻記錄烏坎的歷史進程。
最高峰的時候，差不多有150多個來自全球各地的記者出現在烏坎的新聞中心——那是一個移居香港多年的烏坎村民的家，他們都是吃大鍋飯，上下打通鋪睡覺，採訪林祖鑾的時候，幾十隻話筒、錄音筆堆在桌上，基本上就像一個新聞發佈會。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採訪烏坎當時臨時理事會的會長楊色茂時，問他你們接受這麼多境外媒體的採訪，不怕別人說你們是勾結境外勢力嗎？他說，那溫總理還接受很多境外媒體的採訪呢，怎麼不說國家領導人勾結境外勢力？接受採訪是兩回事嘛。非常有智慧。
當時網絡流傳一張很有名的照片。村民自己在村裏貼出了一個告示，告訴媒體請不要把烏坎的事情稱為起義，我們擁護共產黨，我們不是起義。這張告示還翻譯成了英文，英文還有語病。他們貼到村裏，被很多媒體注意到。當時很多學者也出來說，你們媒體不要在這裏影響議程，不要說他們反黨、反政府什麼的，不要害了他們。但是真實寫招貼的人，他們私下會講，其實我們就是起義，我們理解的「起義」，就是推翻一個腐敗的地方政府，我們是這樣做的，但是不能讓媒體這樣報道，媒體這樣寫，麻煩就大了。所以他們一定要在微博上，在招貼上做這種表態：我們都不是遊行，我們只是和平上訪。這是一種主動的、策略性的自我保護，村民從始至終都可以引導媒體的議程，這是烏坎和其他的村莊抗爭不一樣的地方。
張建興和他的夥伴們，這個群體也是研究烏坎繞不開的一個群體。以張建興為例子，他念書到高中，從90年代後期，開始在村裏的網吧上網，2001年在鳳凰衛視看了直播911事件，幾乎改變了世界觀。他說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好奇地想知道各種事情的來龍去脈，很喜歡看新聞。他也會寫東西上傳到博客、QQ空間。家鄉烏坎的事件，讓他找到了一個盡情發揮的舞台，他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公民記者」。
青年和網絡的關係成為烏坎事件最大的催化劑。（演示照片和視頻）
熊偉：
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我今天想跟大家談談烏坎選舉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烏坎選舉的價值是什麼？有些人認為烏坎選舉是沒有價值的，和其他村都是一樣的。但是根據我的觀察，烏坎選舉是很有價值的。首先，烏坎選舉是有特殊的歷史背景，烏坎人民的選舉時烏坎人民用鮮血、汗水和生命換來的，有好多的村民被關進了監獄。在烏坎我問過很多村民，你們見過選票沒有，他們說自己沒有見過選票，也不知道怎麼選。烏坎的選舉過程也是烏坎人民受到民主訓練的過程。烏坎選舉的部分成功，標誌著一個地方自治體的初步形成和地方自治組織合法化。去年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去烏坎和村民談判，承認了烏坎臨時理事會的合法性，實際上只是承認了臨時理事會作為一個對話代表的合法性，但實際上沒有承認作為長期的自治組織。
從2012年1月15日，村黨總支成立後，實際上烏坎村黨總支部在發揮一些領導作用。當然在選舉方面，選舉委員會和重新選舉籌備小組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選舉的結果是成立了合法的自治組織。現在外界只是關注了村委會，其實更為重要的是村民代表會議。烏坎村的村民代表是有109個村民代表組成的，由村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因為在法律上，村民代表會議是一個基本的村民自治組織，法律也明確規定了，村委會要向村民代表會議負責，並報告工作。這一條在全國都落實得不好。
之所以說烏坎選舉成功標誌著村民自治體的基本形成，是由於烏坎的特殊性來決定的。因為烏坎有7個自然村，有13000多人口，有8000多選民，它的面積大概有2、3萬畝，還有一個海港。面積要比基本的村莊要大，其實也可以把它看成一個鄉鎮。
我進入烏坎考察時，也是朱明國進入烏坎的那一天。我就被安排在一個村民家裏住。
烏坎選舉有幾個階段，從12月22日朱明國進村一直到1月15日，烏坎村重新選舉籌備小組成立，這個過程其實是非常緊張的。我們當時每天早上都去討論選舉怎麼做。但當地政府不太支持選舉，村民也不知道怎麼選，當地就出現了真空狀態。當時我就向林祖鑾先生建議發起三個簽名，簽名大概簽了3、4千人。到了1月15日，林祖鑾被任命為烏坎村黨總支書記和烏坎村重新選舉籌備委員會的組長，情況就明朗了。
第二個階段是，選舉村民選舉委員會，政府的計畫是定在2月1日選。實際上烏坎的選舉，政府的操作是非常厲害的，如果完全按照政府的做法，那麼選舉就會是失敗的；或者即使選出來了村委會，中間也是有許多違法的程式，選舉也是無效的。第一個，按照政府制定的計畫，是要一戶一票。我和林祖鑾商量，一戶一票是違反憲法的。這樣就不能保障女性選民的權益，因為明確的規定是戶主投票。第二，就是推薦人，政府是想由村黨總支來制定推薦人的名單。我和林祖鑾商量說，如果由村黨總支來推薦，這個選舉就變成了由村黨總支操縱的選舉，這個就是不合法的。林祖鑾最後也很堅決的拒絕了地方政府的施壓。後來我就建議採取「自薦」與「他薦」相結合的方式選出選舉委員會。「他薦」就是你只要找到50個選民聯名支持你，就可以充當候選人。「自薦」，就是我有為村民服務的意願，並且如果參加村民選舉委員會，那就聲明你不能參加村委會的選舉。最後選舉出了11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
這個選舉有一個亮點，就是「秘密寫票箱」。在烏坎時，村裏的木匠也製作了「秘密寫票箱」，這個舉措，保證了選舉的秘密性。政府是不同意使用「秘密寫票箱」的，於是我們準備第二天提早運到會場。幾個不到20歲的年輕人，一晚上沒有睡覺，保護秘密寫票箱。我們提早佈置好了會場後，政府就想按照他們的佈置來。村民莊烈宏就講「你搬啊，我看著你們搬。」實際上，當地政府在經歷了抗爭事件之後是怕村民的，所以就不敢搬了。
第二個選舉就是2月11日，村民代表選舉。我當時的建議是：以村民會議的形式，以村民小組為單位，秘密寫票，共開記票。大概是按照每15戶選一人，分配的村民代表。我當時動員選舉委員會舉行秘密會議，通過了兩個決議。一個就是要求全面使用「秘密寫票箱」。第二個，在選舉期間，增加一張「表決票」，香港應該叫做「公決票」。主要是講，在村委會不召集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的情況下，由村民會議召集人負責召集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同時也授權村民會議召集人負責召集村務監督會議。因為農村自治現在存在停滯和倒退，原因是村民開會難。11名村民代表都簽署同意了，但到最後選舉的時候，「表決票」就沒有發下去，聽說，是有政府的阻撓。再有就是雖然秘密寫票箱全面使用，但是佈置不對，沒法起到秘密寫票的作用。本來是要選107個村民代表，但一個村兩個候選人得票相等，村民就覺得多一個人也無所謂，就大約有109個村民代表。所以，第二次選舉不是一個成功的選舉。
再有一個就是3月3日村委會的選舉。我當時就想我們選一個村民代表的召集人，政府得到消息後，就把村民代表召集到附近的一個酒店，由民政局對他們進行培訓。他們當時提出一個方案，也是「自薦」和「他薦」相結合，但是就說，村委會主任要有500名選民聯合推薦，副主任有400名選民，委員有300名選民。我就說這個肯定不對，因為這樣門檻很高，最後選出來又是違法的，又是無效的。後來就又開了一次村民代表會議，就把這一條取消掉了。政府的想法是不設候選人，直接海選。但是有7、8千選民，如果直接選，就會讓選票很分散，過不了半數，就可能導致流選。當時我就提出說，要搞一個預選或者說民主測評。最後，預選和村民代表都沒能成行。我當時就想3號第一次選舉，4號就要進化例行選舉。3號只選出了2個村委會成員，4號我們就做了100多個秘密寫票箱全部擺上去了，這一次選舉就比較有氣勢。
再一個就是，楊色茂想競選村委會，但是他還是村民選舉委員會委員。所以要想競選村委會，就必須退出村民選舉委員會。後來他同意退出選舉委員會，但政府不讓他退。我就發了一個微博，政府工作組的人看到以後，就鬆口了。楊色茂最後退出了村民選舉委員會。
烏坎的選舉，汪洋說，沒有任何的創新。實際上是有的，都被政府破壞掉了。第一，村民代表召集人就是最大的創新，選舉結束以後村委會只召開了一次村民代表會議。這種情況其實有些村民代表是有意見的。第二個創新，就是村民代表一人一票。我覺得如果整個廣東省的農村都能像烏坎一樣一人一票選代表，我想，廣東省的基層民主就會向前推進一大步。第三，「自薦」、「他薦」相結合的方式。第四，「秘密寫票箱」。
烏坎現在有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工作小組在年初通報的時候說，某公司購買了烏坎500多畝土地，欠烏坎400多萬。後來就說歸還土地給烏坎，雙方兩清。但到現在還沒有消息。第二個問題，就是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沒有完善，如果烏坎村沒有建立權力相互制衡的村民自治新機制，確實是有危險。第三個問題，就是村民代表召集人沒有落實。
最後我也回應一下觀眾的提問，就是說，是不是烏坎把所有合法的手段都窮盡了。我個人覺得，烏坎的第二次遊行是沒有必要的，是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的。其實，他們可以提出罷免村主任，深圳的萬豐村他們就直接提出罷免，後來受到政府的支持，就罷免成功了。烏坎第二次遊行實際上沒有任何收穫，但是比較吸引眼球。而且還導致了薛錦波的死亡，其實，烏坎事件是有很多教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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