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防火墙: 徐州嫌犯变身网红 撕下冬奥面纱

超越防火墙: 徐州嫌犯变身网红 撕下冬奥面纱:   徐州拐卖案嫌犯摇身变网红，代言广告背后隐藏怎样的邪恶？网传徐州政法文宣进驻丰县，官方威胁发帖人。（《远见快评》提供） 今天早上，中共苦心经营并耗费巨资的冬奥会已经正式开幕了。原本我是打算在今天的视频中重点和朋友们聊聊这个国内外最大的热点话题，但在昨天晚上看到徐州那位被囚禁折磨...

人生在世，看得穿，又看得远者prevail everywhere.: 譚松《血紅的土地》：中共的暴力土改，是一場規模超過納粹屠猶的階級屠殺

人生在世，看得穿，又看得远者prevail everywhere.: 譚松《血紅的土地》：中共的暴力土改，是一場規模超過納粹屠猶的階級屠殺: 文：余杰  譚松《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 有多少歸屬於集中營世界的現象已經死去，無法復活，如奴隸制度和決鬥法典？又有多少現象已經復活，或即將復活？我們每個人能做些什麼，從而在這個孕育著種種威脅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種威脅？——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 如...

救救“被贩卖的她们”：农村精神障碍女性关注小组，正在等你加入

 

Belonging Space

作为一个关注性别与精神健康交叉议题的草根团体，在过去一年里Belonging Space的线下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上海。从发起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从未停止过内心的叩问：在资源如此富集的一线城市，举办性别或精神健康类活动，是不是一种浪费，仅仅将“同温层”筑厚？那些亟需被看见、被救助的底层女性，我们单薄的援助之手能否有勇气触及？对于远方的苦难，我们除了在网上四处播撒那“无处安放的同情”，又能做些什么实际有益的工作？

城乡之间性别文化的断裂，是如此切肤之痛。用我采访过的黄雪涛律师的话说：“在低收入地区，心智障碍者的买卖婚姻触目惊心，女性就是生育工具。而换作高收入地区，她们就会被家人强制绝育，省去隔代抚养的麻烦。” 当城市里的精神困扰亲历者开始声张个体的自主性时，农村的“疯女人们”始终是被表现、被消音、被残害和被遗忘的对象。

那个不肯同房的河北女孩，被家人合伙骗进精神病院却意外怀孕，肚子成了夫家索赔的筹码；那个不能生育的山东傻姑娘，被夫家“退货”不成，虐待长达半年致死；那个内蒙古女人，因为患有精神障碍，就被丈夫绑在树林里活活饿死……在这份血淋淋的名单上，如今又加上了新的“罪恶”：徐州精神障碍女子，20年生育七子一女，是否拐卖而来至今未有权威调查结果。

这是中国履行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九次国家报告中的内容，今年即将开展最新一次的国际审议。关注妇女权益的民间人士同样可以提交报告，监督政府施政情况——针对妇女的人口贩卖、强迫婚育问题，仍然是我们必须直视的现实。

有鉴于此，我们志愿发起“农村精神障碍女性关注小组”，希望能在共同关注时事和学习法律政策的基础上，汇集更多资源，持续关注和帮助那些仍深处困境中的农村精障女性，使她们获得应有的人权保障和社会福利救济。

我们的初步计划方向包括：个案线索发掘、资料整理、政策倡议等。请在考虑可投入的时间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后，慎重而负责地填写以下报名表单，加入我们群策群力，推动更边缘的女性群体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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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大山的女人》正能量包装的反人类剧本

 博谈网

作者: 

苏智敏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近日，因为网络上的一个帖子，使《嫁给大山的女人》在时隔多年后，再度引来舆论热议。

郜艳敏故事的黑色幽默

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的女主角原形是小学的代课女教师郜艳敏。1994年在河北打工的郜艳敏被以“招工”为名骗走，之后转卖给人口贩子，然后被曲阳县下岸村一个大她6岁的男人买去当媳妇。被拐卖后，郜艳敏抵抗过，一次逃跑后，被丈夫追上暴打一顿，自杀两次皆失败，还生了两个孩子。一年后以丈夫陪同为前提下，郜艳敏被允许回老家，一家人抱头痛哭，郜艳敏希望能留下，父母却劝她认命，因为“被拐女”的身份无法找到好对象，因此郜艳敏只能续留伤心地。

之后，全村唯一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她，被找去当小学代课老师，2006年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她的悲惨故事才广为人知。不过也因当地教育问题被暴露，曲阳县认为“家丑”外扬，差点辞退郜艳敏。接着，在2007年1月，她获得“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2009年，其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尽管如此，成名的她依然无法回老家，至今仍是月薪只有600元的小学代课老师。

郜艳敏再度被关注，使当年采访她的记者，网名“五道口奥萨玛”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当时采访她的手记。手记中透露2006年采访她时，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扰：“撕扯中，摄制组的人或多或少都被划伤了手臂，但是究竟寡不敌众，机器等设备被抢走。”为了完成采访工作，第二次是趁天黑后才进村偷偷采访。

文中补充了三点背景信息：“1、被拐卖的妇女往往来自更加贫穷的地方，人贩子认为这样她们被拐后才不会想跑；2、拐卖多伴随人贩子的强暴等犯罪；3、郜老师当时为了尽快逃脱人贩子的施暴，自己甚至用藏在鞋底的钱补足了买家与人贩子要价之间的差价。”从被拐卖到被拍成电影，这位记者表示：“此事就是时代黑色幽默最好的注脚。个体命运的无力只能通过荒诞的自我建设完成救赎”。

网评：用正能量包装的反人类剧本

《嫁给大山的女人》2009年上映后，河北省委宣传部通知组织观看：“学习郜艳敏宽广无私的胸怀，善良仁爱的品质，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社会上倡导崇德尚义、大爱无私的社会风气。”一个人口拐卖的悲剧被美化成感动中国的故事，成了现在舆论热议的焦点，网友认为用“正能量”包装人口拐卖现象，根本是“反人类”的剧本。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批评为：“荒谬中掺杂着悲哀，悲哀中显露出荒谬。”

很多网友认为应去追究这些人口贩子——罪恶永远是罪恶。而自由作家刘水在推特上表示被拐卖女教师郜艳敏事件最大的罪犯是政府。“郜艳敏村庄30多名被拐妇女，警察在哪里？一年后父母寻到郜，但见被拐成家，于是让她认命，妇联在哪里？当教师是她绝路中的被动选择，现月薪区区600元，教育局在哪里？在郜艳敏人命关天的每个关节点，政府部门都在缺席。”

剧本被批评，导演及演员也难逃被骂的命运，为此，新华娱乐出了一篇报导为女主角王力可喊冤，称她“无辜受伤”。而郜艳敏本人，据中国媒体报导，她现在并不清楚网上的争议，也不愿再提太多过往经历。

另外，网友还提到央视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阿霞》也上演类似剧情：村民怂恿买主强奸被拐卖妇女，最后在各种“感动剧情”下，女主角留了下来。而央视的寻人节目《等着我》，同样出现大量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但节目并没有去探讨这问题，而是以煽情的方式突显因被拐妇女逃走，使留下的小孩很可怜。网友“梦贝贝”就批评说，国外类似题材是拍出血淋淋的真相，但在中国却是教人：“如果你被拐卖了，要用善良对待周围的人，感动中国哟。”

美议员：中国应属于第三类国家

当网络热议中国人口贩子的问题时，美国国务院7月27日公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贩卖（Trafficking in Person）报告，为此议题的热度再添一击。

报告中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符合最低标准的国家；第二类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但正在做出努力改进、属于有待观察的国家；第三类是不符合标准也没有努力改善的国家，第三类国家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措施。中国和去年一样继续被列为第二类国家。

但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籍议员克里斯•史密斯(Rep. Chris Smith)批评说中国应属于第三类国家。

报告中提到：中国是成年男女和儿童被贩卖从事强制劳动和性奴隶的来源，目的地和中转地。成年人和儿童可能被迫在砖窑，煤矿和工厂做工。人口贩子更频繁地把目标对准残疾人。

史密斯议员说：“中国在2014年继续从强制劳动改造中获利；中国继续强制遣返被贩运的朝鲜难民而不顾他们被遣返后将被监禁或杀害；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导致人口性别失衡，许多男子无法结婚从而导致周边国家妇女被贩卖到中国。”

“想过平静的生活”

两天来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把郜艳敏的公爹吓得躺在了床上。30日，在曲阳县委宣传部的提议下，郜艳敏发出有她签名的最新声明：“现在我想平静的生活，希望家人不受到伤害，因为我的事全家都病了，我希望我的家人都平平安安，儿女们都能安心上学。”

一场人祸，山东合村并居的真实情况

 南风窗

作者: 

吕德文

近几个月，许多山东农民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合村并居搞得五味杂陈。

所谓合村并居，就是拆除农民住房、合并原有村庄，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集中住进楼房。

如果说疫情还只是一场天灾，人们还可以躲在温馨的家园迎来黎明，阴霾终会过去。那么，合村并居就像是一场人祸，它来势汹汹，不讲人情。它对农民的心理冲击，怕是会伴随终身。

甚至，对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民来说，何时能适应新秩序，还是未知数。

拆除

刘彬的老家在山东莱芜刘家村，4月20日，这里公布了合村并居规划方案，镇里召开动员大会，刘家村在被拆除之列。

刘彬有点懵，消息来得太突然，他心里说不出的恐慌。他和乡亲们都担心，一旦村子被拆了，将来怎么生活？村干部带回来的消息是，村子是要拆的，但怎么个拆法，未来的小区建在哪里，住了小区怎么耕种，一切都未知。

刘彬胡思乱想了很多，他和父亲都是党员，他很清楚，他家得配合‌‌“大局‌‌”，会是第一批被拆的农户。拆迁补偿肯定不够置换楼房，这就意味着，经济条件本就不宽裕的他，现在就得准备一笔钱安顿父母。

和刘彬相比，滨州的袁珍和她的袁家村乡亲们，甚至连发懵的机会都没有。

4月中旬，村里突然召开村民大会，镇领导宣布袁家村被纳入了合村并居范围，率先拆村。随即，一百多位乡镇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开进袁家村，入户宣传动员。目的只有一个：让村民签字，同意拆房子。

这一变故实在太大，袁珍和大多数村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她是土生土长的袁家村人，亲眼目睹袁家村从一个落后村庄变成了道路、广场、电力、网络、垃圾桶等一应俱全的‌‌“美丽乡村‌‌”。没想到，刚过上好日子，马上就面临变故。

关键是，当地政府在动员农民拆房子的同时，却无法向他们承诺何时何地建好新社区。

袁珍实在想不通，本能反应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她们一家和村里23户人家一起，坚决不签字，成了当地政府的‌‌“眼中钉‌‌”。

菏泽的孙野和他的孙家庄乡亲们也正在经历煎熬。三月九日，疫情还没结束，镇政府就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和宣传车日夜不停地动员群众签字拆房子，搞得在家上网课的学生都不得安宁。

孙家庄是镇里唯一在拆的村庄，政府既未出示任何文件，也未告知还建楼房的面积大小和价格如何，只是口头表达被拆房子的最高标准是每平米750元，但有20%的折旧。换言之，最高补偿标准是每平米600元。

村民大多都不同意，但党员和干部必须带头，当地政府动员有干部身份的亲戚上门做工作。软硬兼施下，全村260户中，已有60户签订了拆迁合同。

镇领导和拆迁组作风强势，派出所也时不时地将拍照‌‌“阻挠‌‌”拆迁的村民传唤问话。看样子，基层政府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孙野不知未来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最糟心的或许是李尚一家。李尚所在的临沂李家村，从去年十月开始大规模拆迁。虽说拆迁的同时，安置楼房正在离村4公里处建设，但因不具备入住条件，且补偿标准极低，拆掉的平房无法置换一套楼房，李尚和村里的部分村民也成了‌‌“钉子户‌‌”。

从三月底开始，李尚留守家中的父母亲每天都要面对家中田地被挖、作物被损毁、断路断电、家门口被放鞭炮、房屋玻璃被砸碎等滋扰。

村居拆迁现场（图片由作者提供）

李尚的父母无法忍受，于6月11日投奔在其他城市工作的李尚。6月13日中午，在没有接到任何电话、短信告知的情况下，李尚家的房子终于被强拆了。

李尚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他报过警，写过上访信，打过市长热线，但都没用。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安慰，看看有关合村并居的相关讨论，了解一下政策。虽于事无补，却也只能认命。

软硬兼施

袁珍讲述了一次被‌‌“做工作‌‌”的经历。

5月30日上午，政府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袁珍家。前两次是用手敲门，但袁珍的老公不在家，只有她和两个孩子以及患心脏病的公公在家，袁珍害怕，就没开门。

第三次，工作人员开始用砖头砸门，两个孩子被吓得哭起来。被逼无奈，袁珍开了门，随即被六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上了一辆面包车。

工作组很谨慎，一上车，袁珍的手机就被工作人员暂时保管了。因怕有人跟踪，面包车在国道上绕了一圈，才开到乡政府的一个社区办事处（并不是袁家村所在的社区）。

袁珍回忆，从上午十点到晚上两点，六个工作人员与她谈了16个小时。

工作组总是软硬兼施。一方面，他们给袁珍畅想了许多美好前景，说将来住社区了，有更大的广场跳舞，政府提供电商培训，她可以做生意。有位干部甚至许诺，袁珍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到时候可以考个中专，到乡政府上班。

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合村并居是国家政策，做‌‌“钉子户‌‌”会影响子女上大学、考公务员，还影响子女结婚。

袁珍说，她刚被带走的时候，家里打电话报警。派出所民警立马就找到了谈话的地方，并让袁珍签了一个出警回执，解释说这不是非法拘禁，而是做工作。

乡干部见这情形，立马表示：你看，派出所也听政府的，报警也没用。

乡干部说了很多，但袁珍眼皮子底下的诉求，他们却没一句确切的话。袁珍问新社区在哪里、什么时候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明年八月十五就搬新小区。袁珍反驳，隔壁水库搬迁村，村子被拆了两年了，村民还在流浪！

最终，袁珍还是没签字。到晚上快两点时，家里打电话给村支书，说如果袁珍出了问题，唯他是问。村支书无奈，只能和乡政府协调，工作组终于把袁珍送回了家。

实际上，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刘彬、孙野、李尚都有和袁珍一样的无力感。政策话语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不服从都不行。

比如，只要是党员和干部，乃至于干部的亲戚，必须服从‌‌“政策‌‌”。在地方政府看来，这些人本就应该是‌‌“讲大局‌‌”的，无论是否理解，都必须服从合村并居这一‌‌“政策‌‌”。渐渐的，那些不服从‌‌“政策‌‌”的，也就成了‌‌“对抗政府‌‌”的边缘人。

这个逻辑实在强大，在农村，每个家庭总会有一两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亲戚朋友；哪怕没有，也还是和‌‌“体制‌‌”有关联。当体制内的亲戚朋友来当‌‌“说客‌‌”时，大家都很尴尬，但说服群众签订拆迁合同，是体制内人员的‌‌“工作‌‌”。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什么时候完成这项特别的‌‌“工作‌‌”，就什么时候再回去上班。

对群众来说，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政府拆掉房子，实在窝火；但不接受吧，又像是给亲戚难堪，如果影响了别人的前程，罪过真是太大了。最终，无论结果如何，肯定是‌‌“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

袁珍举了一个例子。袁家村有位村民，虽不是体制内的人，但也被政府‌‌“拿捏‌‌”地准准的。

这位村民在镇里开了一家工厂，因为不愿签合同，环保、安全、消防等各个执法部门不断上门检查，有一次还被强制停电停产了。这位村民被逼无奈，只好签字。

基层的工作力度越大，调动的社会资源越多，群众感受到的政策压力也就越大。从结果上看，很多村民签了拆迁合同，但有多少是真心拥护合村并居政策的呢？

哪怕刘彬这样有大局意识的人第一批签了字，也很难说他是心甘情愿的。至于别的村民，就更是软硬兼施下‌‌“逼签‌‌”的结果了。李尚的父母算是反抗到底，却还是逃脱不了强拆的结局。

补偿

平心而论，无论是出于本能的敬畏，还是出于无奈，大多数村民哪怕一百个不情愿，但其实已经为自己的家园预设了被拆的命运。只不过，他们需要评估的是：上楼后的生活还有尊严么？

山东农民的传统房屋由正房、偏房、院子和门楼围合而成。一般来说，如果有单独的院子，老人会独居一处；如果没有，老人就住儿子家的偏房，住一起，但分别开火。

年轻人大多住在钢筋混泥土的楼房。这些楼房或是结婚时所造，或是为改善居住环境重新翻盖的。房子比较新，宅基地面积也比较大。

但在合村并居政策下，村民被拆之后，居住质量不仅大大降低，还得倒贴十万左右才能住进楼房。

以袁家村为例，政府并未请正规公司来评估，只是工作组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评估表，只列了正房、偏房、宅基地、青苗补偿等几项大类，每个大类有个总价。

其中，正方（北屋）按500-700元每平方米计算，偏方按200-300元每平方米计算，土胚房评估价格会更低；宅基地不算价格。

袁珍家的正房共163平米，每平米按713元计算，评估下来不到12万，把偏房和青苗补偿加上，再加上2万元的安置费，也才16万。

安置房面积一般有80、100、120、130平米不等，按自家正方面积的置换价为1100元/平米，不足部分按1800元/平米的价格置换。这就意味着，袁珍把自己房子拆了还换不了130平米的毛坯楼房。如果真要入住，还得再花大几万的装修费。

年轻人在乎的还只是一次性的购房补偿，老年人想得更多。只要搬进楼房，不仅耕作不方便，水、气、取暖等费用，一年怎么也得增加几千元生活成本。很多老人说，‌‌“冲个厕所也要花钱‌‌”。

还有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一旦搬进楼房，老年人和年轻人如何相处？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是诸多人伦悲剧的导火索。

那些见过所谓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都知道，搬进小区后，老年人普遍都得住车库。面上的说法都是腿脚不便，不好上楼。但内心的无奈是，如果和子女住在一起，一定会在狭小空间内激起无数家庭矛盾。为了维持家庭和谐，老年人只能忍痛住在‌‌“冬冷夏热‌‌”的车库里。

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绝大多数地方推行合村并居都是‌‌“先拆后建‌‌”。小区八字还没一撇就动员群众拆房子的情况，比比皆是。

一个现实问题是，群众如何过渡？政府虽然会发放少量安置费，但根本不够生活。被拆农民只有三个选择：租房、投亲靠友和搭窝棚。

在有些地方，由于合村并居的速度太快，被拆农户想租房也租不到。尤其是老年人，哪怕是有房源，房东也不愿意租。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怕老年人在居住期间出事，既无法承担责任，也挺忌讳的。

而如果一两年都还无法回迁，投亲靠友也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农民即便被拆了房子，总还有庄稼和果园需要照料。于是，绝大多数被拆农户都选择在田间地头搭窝棚居住。一旦哪个地方推行合村并居，农民住窝棚的景象就会大面积出现。

预见

袁珍不明白，背着债务上楼，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种田的还种田，务工的还务工，这哪是好日子呢？大概率是，住进小区才发现，还是农村好。

其实，基层政府也没有底气。以至于，很多乡镇干部做群众工作时，说着说着自己都不信了。要么就像袁珍面对的一样，连哄带骗‌‌“逼签‌‌”；要么就像李尚面对的一样，连道理都不讲，干脆强拆。

对大多数基层政府而言，合村并居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尽管最近山东省和一些地级市政府都宣称合村并组没有硬杠杠，不搞‌‌“齐步走、一刀切‌‌”，但各个乡镇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无不是以贯彻上级政府的决策为依据，无不是以‌‌“压实责任‌‌”等工作方法强硬推行。

比如，孙家村所在乡镇主要领导在合村并居动员会上就强调，此次合村并居时间紧、任务重，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要严明纪律，严格督查问责。

然而，合村并居需要大量的资金，从何而来？早先的试点，都是选择条件比较好、地方财政比较殷实的地区开展。济宁市有一个十年前合村并点形成的‌‌“万人社区‌‌”，当地是济宁财政实力前三的乡镇，当年为搞试点，当地财政预算了1亿元建设新型社区；为满足群众实际需要，最终却花了3.2亿才建成。

即便如此，这个新型农村社区也还是有形无实，既没有实现乡村振兴，也无助于城镇化，更谈不上城乡融合发展。农民还是回村里种田，合在一起的两个村，虽共处一个社区，却还是有两个村级组织。连疫情防控，两个村的村干部也是各守大门的一边，各自管各自的村民。

面对种种质疑，6月17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李琥介绍说，目前，农村社区建设还处在探索推进阶段，没有下指标派任务，没有大规模的大拆大建。

他还承诺，拆不拆、搬不搬、建不建，由农民群众说了算，村民同意率必须达到95%以上才能实施，不搞强迫命令‌‌“一刀切‌‌”，不能增加农民负担。

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也在会上说，‌‌“我们将对基层的创新创造进行认真总结，对工作中产生的偏差和问题及时纠正，坚决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因地制宜，把好事办好。‌‌”

我们希望，山东省能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让合村并居政策走上正轨，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推进。

合村并居，千万不能成为一场瞎折腾。

（为保护采访对象，文中人物与村庄为化名。）

作者|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

原标题：山东合村并居的真实情况

云南一民政局腐败窝案曝光 70%干部亲属吃低保

 近日，云南省德宏州公开通报了陇川县民政局“靠山吃山”塌方式腐败窝案，70%以上的干部职工亲属吃低保。

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民政局塌方式腐败窝案近日被曝光。图为2012年2月云南省发生干旱，宜良县的一名女子用扁担将井水挑回家中。

大陆媒体报导，官方6月初的通报显示，陇川县民政局56名干部职工中，有40名领导、干部职工的82名亲属不符合享受城乡低保，涉及5名班子成员、4名股所级干部。而部分领导干部职工的配偶及直系亲属，违规享受低保资金已达到40.5万多元。

官方通报称，陇川县民政局把权力当作获利的“工具”，长期以来，70%以上干部职工亲属违规享受低保。

同时，陇川县民政局还违规私设“小金库”48万余元，违规审批发放抚恤金和丧葬费199.8万余元。

陇川县系云南省93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之一。就在一个月前，云南官方媒体上还刊登文章《德宏州全面打响脱贫攻坚“百日攻坚”战》，此时陇川县民政局腐败窝案已曝出。

《新京报》评论文章表示，对于陇川县民政局塌方式腐败的主因，前民政局局长杨恩增表示不知情，并将此归咎于“政策执行不到位”所致。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难道仅仅只是官员“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吗？

近日，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民政局塌方式腐败窝案被曝光。（视频截图）

根据官方发布的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年初至7月底，各地曝光的扶贫领域典型案件就有140起，涉及湖南、四川、吉林、河北、新疆、重庆等18个省（市区）。在这些案件中，涉案金额少则数十元，多则上千万元，手段五花八门。

“低保”腐败层出不穷：官员给贫困户装儿子

近年来，中共官方的所谓“扶贫”项目曝出不少荒诞事，丑闻不断。

今年5月21日，据陆媒报导，在所谓“脱贫工作”的国家省际交叉考核中，中部某县为应付检查，让官员装贫困户的儿子，当场被抓现行。

大陆网民“临沂微资讯”今年1月16日在网上披露，1月14日临沂费县新庄镇有村民反映，村干部跟随县领导到村里给困难户发放1000元的扶贫款，但是等县领导走了以后，村干部来到村民家要回800元，村民就得了200块的扶贫款，引起多位村民的不满。

湖北武汉电视台去年11月底披露，当地一些官员与贫困户拍照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还有病患老人被列为扶贫户后，官方安排不懂养殖技术的老人养鸡，最后不仅鸡苗全部死亡，老人为此还倒贴了不少钱。

去年10月，大陆微信公号“跪射俑”披露，陕西省一贫困户已去世8年，但他的粮食直补款却被官员一直冒领，直到该官员卸职后才被曝光。

甘肃省下辖43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康乐县，去年8月曾发生一起震惊社会的人伦惨案，一位年轻的母亲杨改兰因贫困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事发后，大陆资深媒体人郭睿在网上发文披露，经实地调查发现，杨改兰一家的低保名额被村官分给了该村村书记的亲哥哥和侄子等人。#

中共委员泄中国农民贫穷根源“5个百姓养1官”

 中国官民比例是多少？每年行政支出是多少？这些民间关注的数据一向被中共视为“国家机密”。近日，有中共政协委员提及“小县合并”问题时列举一组罕见数据，称某县财政供养人员比为1:5，令网民震惊。

有农民怒指，当地政府要求谎报家中年收入“被脱贫”，导致贫困户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据陆媒近日报导，中共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在两会上提案，为避免人口流失严重，她建议可以对人口规模低于10万人的内地小县先行合并试点。

李冬玉提到中共政府行政成本高、公共基础设施浪费大的问题，例如县级行政区划设置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公检法等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配套建设办公场所和科教体文卫等基础设施，财政供养人员和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都需大量财政支出。

她还举例说，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5亿元，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财政供养人员比为1:5。她的建议小县合并可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所谓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国家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以及福利待遇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政协委员：26个百姓供养1官

中国广义的财政供养人员到底是多少？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就撰文表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了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

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前参事任玉岭曾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官民比例早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吃财政饭的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2008年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合计为3,946万人，比值为1:34。据悉，2008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再没有对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进行过统计。

有学者表示，政府支出除了预算内，还有预算外。中共政府行政支出每年到底花费了多少钱，准确的数据谁也不知道，属于“国家机密”范畴。

中共党组织附体全社会 行政成本或“世界第一”

据《上海证券报》2006年报导，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曾说：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对于中共党组织结构，《九评共产党》一书提到，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控制和操纵着社会。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