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1日 星期四

海南抗建电厂生警民冲突 俘警察换被抓村民

【2012年05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唐铭报导)海南省乐东县尖峰镇岭头村村民因反对中国国电集团在当地兴建火电厂,连日来不断有抗议行动,有几十位村民被警方抓捕。在后来的警民冲突混乱中,村民控制了一名警察,做为交换筹码。29日深夜,数千武警进行报复,全面封锁了岭头村。有知情人说,岭头村遭到乌坎那样的封锁,呼吁境外媒体关注并涉入岭头村。

村民抓警察作为交换被捕村民筹码

继5月26日,上千人抗议在岭头村建火电厂后,与武警发生大面积冲突,连续几日村民不断有抗议,警方也多次施放催泪弹。尖峰镇一位知情人吉先生告诉大纪元记者,从26日发生冲突开始,有几十位村民被抓捕,在后来的警民冲突混乱中,村民也控制了一名警察,村民以此要求交换被抓捕的村民。

28日深夜,当局将部份被囚村民释放,村民也释放了作为交换筹码的警察。当局随即大举报复村民,29日深夜,数千武警对岭头村进行全面封锁。据村民说,在村外的武警人数估计有近六千人,他们守在岭头村外,通往邻近多条村的出入口,也被武警设岗封锁。他们往往三五成群在一起,要想小解都不准单独行动,必须配备二人以上,可能是武警害怕被村民抓。

岭头村遭到乌坎那样的封锁

吉先生说,被封锁的岭头村与广东乌坎村当时被封锁的情形非常类似,地理位置都靠近海边,容易孤立成一个死角,中共当局主要害怕他们与邻村团结起来反抗或冲击镇政府,另一个也害怕有境外媒体涉入,所以对进入岭头村的外来人员查得特别严,一切人包括本村村民都不准入村。

当局吸取了乌坎教训,除严密封锁外,网上也被删除了一切信息,对这一片区断网和干扰手机信号,座机也经常打不通和接不到电话。吉先生说,被释放的部份村民,许多受到了暴力殴打和酷刑,放出来后被当局禁声,什么也不敢说。“中共当局历来以残暴治民,这对岭头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作为岭头村外一个知情人,他呼吁境外媒体的大力关注,希望记者和相关人士设法进入岭头村。

记者拨打尖峰镇政府办公室电话,工作人员说,他也不清楚有关事宜。而尖峰派出所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电厂选址未确定冲突先行

据悉,中国国电集团准备在海南省乐东县莺歌海镇湾东岸兴建大型燃煤发电项目,官方声称“为缓解海南用电紧张”、“科学选址无污染”,但当地民众认为,火电厂的空气污染是绝对存在的,都不相信官方愚弄百姓的言词。3月份遭到当地民众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发生了多次冲突,当局只好重新选址。

选址从开始的莺歌海镇到佛罗镇,黄流镇,再到现在的岭头村,目前,尖峰镇岭头村只是兴建煤电厂的选址之一,虽然还没有最后落实在岭头村,但冲突已经先行,数千警力的全面封锁已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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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熙)

2012年5月28日 星期一

金有幸:平民绝地一击 已见中共末日

 

作者﹕金有幸

【2012年05月27日讯】最近,中国大陆连续发生几起弑杀恶官的事件,我们先看看摘要,再来从中分析其表面和深层次的原因。

5月12日晚上,天津发生引人轰动的选举血案。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下辛庄原村长黄双来为了连任,重金雇人殴打村长候选人,当地村民自卫反抗,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原村长黄双来及其妹夫和侄子在冲突中被打死,多人重伤。

5月16日早上10点20分左右,广西桂林灵川县三街镇溶流村委小溶江介埠头村民全水林为保护家园,在其承包地上阻止官方强行施工,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过程中,他愤而拿起随身携带的农用镰刀将灵川县移民局官员秦启明砍死。

5月17日贵州德江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副队长张波带队强行拆农妇家房屋被刺死。据南方法治新闻网报导,这是张波第六次带队来到位于德江县城北三中的农妇家修房建屋处来砸房时发生的。(所有网评,归纳成一句话:干得好,大快人心!)

这几桩事件发生的表面原因都是强权的一方为了“利益”而挑起的事端。但除却表面上的利益冲突,我们发现,这是中共在中国大陆一贯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共必然被人民所抛弃的外在表现。下面我们从中共执政的顺序和其实施的政策来分析个中因由。

毛泽东当政,用运动摧毁了经济,用斗争催毁了人伦。

上了一定年纪的人都知道,中国大陆在49年“解放”后,运动连绵不断,从土改、三反五反、镇反、四清、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一直到毛泽东死,运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不安分份子,是“只许你规规矩矩,不准你乱说乱动”;对于要批判的对象,是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让你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撕裂了人们的人性,割裂了人们的亲情。用“斗争”的哲学代替了“仁爱”的思想,用“马列”的文章取缔了“孔子老子”的宏论,用“共产主义”的虚无取代了“神佛”的信仰,用“毛泽东思想”充斥了人们的思维,用阶级斗争为纲紧绷着人们的神经。

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孔家店,打倒他想打到的一切,从而达到他使人禁诺寒蝉、唯唯诺诺、服服帖帖、唯其马首是瞻的目的。君不见,毛泽东当时一挥手,百万红卫兵全国游,工人、农民大械斗;毛泽东当时一挥手,多少英雄掉头颅;毛泽东当时一挥手,(58年)亿万农民放下田地、砸锅砸盆炼钢球,导致59、60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饿殍遍地尸横街头;毛泽东当时一挥手,多少文人术士成了右派遭批斗,被发配到农村、工厂和山沟沟。

由于毛泽东的铁腕统治,毛泽东的干部都是坐镇一方的土皇帝,政治上高高在上,这就造成了明显的两个阶层的对立:即平民阶层和干部阶层在政治上的对立。同时把所有的党官都变成了要“党”性不要“人”性的变异的行尸走肉,变成了唯党命是从的党棍。

邓小平当政,用“猫论”左右了人的是非观,用“发展经济”替换了人所有的信仰;这时的人已经基本没有毛泽东所灌输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了,又因为一直穷怕了,当允许发展并鼓励发展经济时,人们被束缚的枷锁一下子被打开了,个个各显其能,拚命捞钱,人们“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弄到钱就是好猫,于是,占据官位的权贵们利用“官倒”、“批条”、“走私”等迅速积聚了财富,社会上的顺口溜叫“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而普通的平民百姓由于没有任何资源,积聚财富的速度就很慢很慢,这样,就迅速形成了经济上的两极分化,造成平民阶层和权贵阶层在经济上的对立。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党官们的贪婪和自私亦被充分的放大,人性和良知却被更进一步的蚕食。

江泽民当政,把“国家资本”转化为“权贵资本”,垄断经济;用“官商勾结”豪夺民利;用“警匪一家”欺压百姓;用“诬陷栽赃”打压正信;用“管、卡、索、拿”收刮民膏民脂。整个的官场,变得乌烟瘴气,贪腐成风,二奶遍地。更使平民阶层和权贵阶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以及所有其它领域上的对立都达到了空前的极致。试看:对内维稳的经费超过了对外保家卫国的军费,就是把人民当成了敌人,把普通老百姓推向了绝地,于是,卑微的农妇也要奋起而绝地反击!

君不见,这是何等的绝地:

农妇一家5口人,丈夫因前些年出门打工进厂不幸遭难而去世,后来从工厂赔得了一些钱,农妇就决定把这真正是用命换来的钱拿来修个房子,好让三个孩子和自己有个窝,有个安身之处,但是正在修建的房子一次又一次的被张波们强拆。(而张波的姐姐同样在同城建房却不会有任何麻烦),在被第五次强拆之后,农妇给张波送去了一万元,张波还嫌不够,还要五千,不给就再来强拆。第六次,当看着丈夫用生命换来的钱一点点流失,当看着房子一次次被毁为残痕断壁,农妇的悲愤可想而知,于是有了那雷霆一击,于是党官张波带着哀嚎下了地狱。

假如张波还有一点点怜悯之心,假如张波还有一点点道德良知,假如张波还有一点点人性善意,看到这群孤儿寡母风餐露宿,看到这寡妇用丈夫生命换来的钱建一个遮风避雨之所,他会忍心要她的钱吗?他会忍心去一次次砸她的房子吗?正是因为共产党几十年的统治,正是因为共产党的泯灭人性的教育,使共产党的官员一个个都变成了猪狗不如的畜牲,它们拿着人民的血汗换来的纳税钱,却干着贪赃枉法、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勾当!

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善良的!中国的老百姓是超能忍让的!但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都会像这可敬的农妇一样,绝地一击,让中共及其狗官去见阎王!

从上述几件事件,我们看到了中共官员的专横和冷血,也看到了中共已经到了人心向背,民心尽失的时候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中共灭亡也就不远了。

(责任编辑:刘珍)平民绝地一击 已见中共末日

2012年5月26日 星期六

【時務論壇】烏坎與中國基層民主

 

16 五月 2012

by isun_editorial

當烏坎從媒體熱潮中落幕,是時候回顧這場元素豐富的村民抗爭,能否可以稱得上村莊中的公民運動?而經由抗爭而爭取來的民主選舉,是否預示著「基層」的重要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基層民主」會帶來什麽新的啟示?

講者: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  張千帆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郭巍青
民間智庫、北京新啟蒙公民參與立法研究中心負責人  熊偉
香港《陽光時務》執行主編  張潔平
廣東商學院法學院廣東商學院法學院 塗四益博士

時間:5月19日下午2點——6點
地點: 香港大學明華綜合大樓T2講堂

主辦:

陽光時務
香港大學法學院中國法研究中心

整理:周芳

郭巍青(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我把烏坎事件歸納為三個大的階段。

第一階段,從去年9月份開始,一系列的抗爭和政府形成了衝突,整個村和政府形成尖銳的對峙,還有許多武警和許多准武裝力量在裏頭,在中國的農村來看,形成這麼長時間的對立,真的不太多見。這也是烏坎事件引發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是第一階段:一個很鮮明的特點就是直接的、尖銳的對抗。然後,政府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廣東省高層政府介入這個事情,這也是烏坎事件受到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和林祖鑾座談,並且進村會見村民。按我的瞭解,這是政府多年來,如果不是唯一,至少也是非常少見的動作。使烏坎的事情從抗爭回到法制軌道上,變成了選舉。

第二階段是選舉。從今年的2月1日開始到3月,一共做了三次選舉。這三次選舉把中國村民選舉法所規定的細節全部走遍了。包括了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村民代表的選舉、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長的選舉,這些都是在法律上有規定的。但根據我以前的觀察,很多地方對前兩者都很忽略,也不太認真去做。這一次,為了讓烏坎事件有一個圓滿的解決,各方都是這樣——從政府的角度,他希望這是個合法的事情。從村民抗爭的角度呢,他們也希望自己的抗爭可以得到一個完整的呈現。所以雙方都在按照法律,認真地按它的步驟來走。真是很認真的把所有的過程都走遍了。

選舉完了就是第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問題,就是收復失地。收復失地是抗爭者的用語,就是認為我們的土地過去流失掉了,通過非法的買賣或者其他的路徑,沒有了。現在通過抗爭形成了一個新的村委會之後,我們要把流失的土地收回來。這才是烏坎事件中的一個真正核心的環節:到底土地之前的買賣是不是合法的?到底土地能不能收的回來?到底村民的訴求能不能變成實際上的利益?我覺得現在才開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特別明確的解決方案。

這大半年來,我覺得整個事件有許多值得觀察、很有戲劇性的方面。

第一點戲劇性:兩個老人在對決。原有的村委會主任薛昌,做村的基層領導做了40多年,村裏人講,他比卡扎菲做得時間還要長。這也是中國農村一個很典型的特點,這也反映了農村治理中一些問題。後來,另外一位老人,就是大家反復看見的林祖鑾,傳奇般地崛起,成為一個精神領袖。他是69歲。薛昌70多歲。一位老人代替另一個老人。這也是很戲劇性的地方,我們可以這樣講,沒有這麼強的一個人,可能烏坎很多事情不是這個樣子。對林祖鑾本人的觀察、研究構成烏坎事件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第二個戲劇性,是村委會整個換了一遍。原先的那個班子整個不要了,新產生的這個班子,全部成員基本上都是抗爭者和抗爭者的支持者。就我自己過去對農村的觀察,這樣的情況,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極為少見的。

第三個戲劇性,是政府的立場。我自己會看到兩種立場,一個是朱明國副書記邀請林祖鑾會談,當場答應村民的要求,整體上代表了比較開明的治理思路。我跟汕尾、陸豐當地的官員也有非正式的接觸,發現基層幹部對烏坎和林祖鑾本人有非常強烈的負面印象,認為他不行。而林祖鑾本人和抗爭者對於當地政府也持一個強烈的負面印象。在這裏面,地方政府對待土地抗爭,他們的立場本身是值得去歸納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基層政府之上,省政府是另外一種態度,並且派了工作組。這兩個層級、兩種態度對事情的變化和發展的影響也是很有趣的。

第四,就是全球的傳播。大批的媒體雲集,為什麼這樣子,我們也要再去討論原因。媒體多到可以開國際媒體的峰會了。一個小小的村莊,聚集大量的媒體,也是少見的現象。

第五個戲劇性,是青年的作用、網絡的作用。傳統上,農村裏人們出去打工,富裕了,會把金錢帶回村裏來,把福利帶回來;在烏坎村,我們看到一些出去打工的年輕人,本身還是窮人,本身還是一些收入並不高的工薪階層。他們把互聯網帶回來。用資訊和互聯網發動了一次這樣的抗爭,所以,不同代際對農村的影響有明顯的不同。這些打工的年輕人給烏坎村帶回來的那些微博、QQ,將烏坎村變成了一個會用微博的、而且會用微博發動抗爭的這樣一個村。我們以前觀察的內地一些農村的抗爭,很少是抗爭者本人在表達。通常是人家替他表達,或者外面的人在說,但自己本身的訴求是什麼呢,不知道。但是這次事情,是他們自己在說話,自己在拍很多東西,寫很多東西,用網絡、用微博。純粹形式上的比較,有點像佔領華爾街的運動——你們不報道我,但是我會自己來報道這個事情。青年人和網絡媒體的作用在這次事件中,比以往任何一件事情都看得更清楚。

我自己非常感興趣的第六個戲劇點,是傳言和早期的暴力。研究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一定會面對暴力。暴力是怎樣產生的呢?是跟許多傳言有關係。傳言又是怎麼產生的呢?需要細細討論它。這裏頭關於「警察打死兒童」的傳言,關於「貪官」的傳言,關於「賣地」的傳言,關於「薛錦波死因」的傳言,還有「人出來,把事情幹成了給40萬」,或者「錢更多一些,或者更少一些」的傳言很多。哪裏來的?不知道。但是一場成功的抗爭,有大量公眾參與的抗爭,必然伴隨著很多這樣的傳言。我們要去研究這些傳言本身真正的作用究竟是什麼。
第七,烏坎是一個村。但是我們去了也知道,這個村絕不是一個邊遠的、封閉的農村,這個村其實已經沒有土地了,沒有農民了,沒有人在真正地種田,也沒有人再下海打漁,船也是租給別人在用。這個村有1萬3千人。在中國內地的北方的村,大部分的村在三千多人吧,這個村就非常大。大的原因之一是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生了太多的人出來,生5、6個孩子是常見的。人多地少,這也是抗爭出現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烏坎的外延是擴散的,有許多宗親會,也有好多同鄉會,有打工團體,圍繞著這個土地市場、利益相關者之間,類似Stick holder,有一種很廣的大烏坎概念。

因為烏坎事件這一個非常特殊的傳播行為,在全球傳播領域中,烏坎成了一個符號,包括林祖鑾的形象,這就使得烏坎不僅是一個現實的村,也是一個故事版本。另外,在烏坎我們可以看到有各種各樣的人在那裏,包括外地的有同樣訴求的抗爭者。很多人把各種各樣的意義都疊加到烏坎上面。烏坎有很多訴求,村民自己的訴求,參與到裏面的人,各人也有各人的眼光、訴求,附加到上面去,然後各自做各自的事情。這就使烏坎變成了一個很多層、很多元、很有輻射性的大的現象,不再是局限於一個小小的農村。

這是事件的一個基本的進程。然後烏坎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到底土地屬於誰,產權的問題,到底過去的買賣是合法的還是不合法的呢,有大量不清晰的地方,如果清楚就沒有問題了。烏坎到底有多少土地呢?官方的說法是9000畝,一個村就9000畝,已經賣了七、八千,還剩一、兩千。但農民認為,他們差不多有3萬畝地,也有紅線圖。在已經發生的土地買賣中,我聽到基層官員說,以往的土地按照當時的政策就這麼處理。你不能事後這樣推倒重來,意思就是說,已經有的那個交易就是合法的。但是,村民們認為土地買賣有黑幕,是不合法的。現在省政府的工作小組在那裏討論,所有都好處理,就是土地不好處理,還有很多複雜問題在討論當中。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到底土地多大,到底土地的買賣合不合法,到底哪塊土地歸哪個人,到底土地應不應該收回來。迄今為止,這是引發抗爭的最核心問題,而這個問題是最含糊不清的。我的觀點是,這種不清晰性,是社會抗爭得以發生和動員的一個基本的條件。如果非常清晰,就沒有什麼好抗爭的;就因為不清晰的條件下,你對這個土地的產權和買賣的解釋有了空間,因此使得不斷有新的解釋、新的理由要把人們動員起來。

現在不僅烏坎是這個樣子,很多村廣泛上都是這個樣子,前面20年的土地到底去哪裏了?到底利益在哪裏?到底合不合法?到底算不算農民起來反悔?還是你前面在剝削我?這些問題都處在一個極其不清晰的狀態,需要法學家還有政策等來說明它。如果我們不去很好的解釋清楚的話,抗爭將會綿延不絕。

說說我理解的抗爭者的意識形態。他們有很強的家園記憶和土地記憶,至少他們表現是這樣。他們用的辭彙是我「愛村」,我「拯救家園」,我「收復失地」,這個和十幾二十多年前,大量的年輕人離開農村來到城市,想尋求更好的生活,很不一樣。烏坎村年輕人,至少是在我們面前說,我們愛護我們村,我們不想當亡村奴,傳單上也是這樣講。我們小時候在這塊土地上長大,我們要要回我們的土地,我們不能沒有它。

再者,他們依舊保留著海陸豐農村革命傳統的記憶,這個在城市裏,對於年輕人或者不年輕的人,其實早已經放掉了。這個作為革命的一個傳統,共產黨的一個傳統,農民運動的一個傳統,在20世紀的前半期真的非常重要,但是到後半期,真的早就扔掉了,誰還知道它。他們烏坎的農民在抗爭前,自己就知道這個傳統。據說,在9月21日,他們抗爭前就起誓,他們特意選擇了當年農民革命領袖彭湃發動革命的同一天。這個我們還要去繼續求證。這雖然是傳言,但是他們自己是這樣說的,因為彭湃在這一天革命,所以我們選了這一天。我當時很驚訝,你們還記得關於農民運動和農民革命的這些傳統。

其次,關於共產黨正統的記憶,這一點我在和林祖鑾談話當中,有比較深的印象。剛才陽光時務的片子裏,有一個人說,林祖鑾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我覺得是的。我覺得還有他能讓朱明國當場拍板,讓他來牽頭搞這個事情,他一定是表現出了一些共產黨員內在的東西,能夠贏得高層的信任。我們在這裏看,他是一個抗爭的英雄;但是從實際的利益錯綜複雜來看,他能夠在其中立住腳,並且可以受信任來做事的話,他其實是有中國共產黨正統的一面的,我認為中國的事情是複雜在這個地方。

此外,村裏有許多宗親會,農村裏頭的傳統的文化修養等等,抗爭者大量地使用本土的、傳統的資源。包括在意識形態上,革命傳統的東西。這些東西又發生在一個農村向現代化轉化的過程當中,它又真的有很多東西是指向民主,指向自由、抗爭,這些都不假。但是他們用到的都是非常傳統的資源。到底用哪個詞來概括呢,「新傳統主義」?

它給我們帶來了一個複雜的局面,就是我們有一個威權主義的政府,一個自由主義的市場,能不能有一個新傳統主義下的農民和農民的力量?在這當中存在的不清晰的土地格局和非常清晰的土地訴求。政府一方,他們是一個高度有組織的機構,但是在實際問題中,是極其碎片化的;反過來,農民是在過去沒有組織的,但在這次事件中,反映出一種高度的團結,依賴於某些因素,特別是一些傳統文化,這個村是高度團結的。在這個政治博弈中,出現了很奇妙、很矛盾的一種現象。就是最有組織的一方,最威權的一方,它其實非常碎片化;但很鬆散的這一方,卻極為團結。這是抗爭和社會運動中,我們看到的一個很積極的方面。

關於烏坎的事情,在整個網絡上,在全球的媒體上進行討論,這一條地方政府的官員既沒有意識到,也沒有能力去面對。很可能廣東省政府也沒有能力去面對,但廣東省政府在面對媒體上,明顯有自己的考慮和策略。再往下的基層政府,市政府、鎮政府、他們在面對傳統的抗爭的時候是有辦法的,但面對大範圍的傳播的時候,他們是沒有辦法的。所以汕尾市委書記說:「我們關起門來自家兄弟,自己討論。你不要拿出去給人家討論、論短長。你拿出去我就說你和敵人勾結,因為這就超出了我們可以控制的範圍。」這個是我們在基層治理當中,看到的一個最根本的矛盾,就是這個問題到底是局限在本地去解決它,還是已經傳播出去變成一個大的議題,在這個大的議題下,本地政府非常被動。

最後念一句汪洋的話,「我們必須破除人民的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切實維護和發揮好人民群眾建設幸福廣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尊重人民群眾,讓人民群眾大膽的開拓幸福道路。」在國內,大家都認為這是官話。但是可能這代表了汪洋的一個思路,就是說,他希望改革。他希望從下面找到這種改革希望,來自於底層推動的力量。我認為在烏坎問題上也是這個樣子,其實高層是希望改革,希望可以看到在土地問題上,在農民問題上,在地方政府的各種問題上,希望看到一種改革。如果這種改革是來自底層,他是樂於去接納、去引導,來納入軌道當中來引導的。

我相信這是廣東省政府的一個態度,而這個態度和傳統的地方政府站在一個不一樣的立場上,因為這個不一樣的立場,就給烏坎村帶來了一種新的不一樣的博弈的空間,我們才看到烏坎村的現在的結果。否則的話,我相信它和傳統是一樣的,就是軍隊會把它壓下去。我們不排除這樣的事情,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是一種新的改革空間在生長,如何利用這個空間更好的去博弈,更好的去推動國家的進步,當然最跟本的還是人民的幸福,這個是值得研究和觀察的事情。

張潔平:

我談談烏坎與媒體的互動。烏坎第二次大規模的遊行發生在11月21日,陽光時務進村的時候是11月23日,可我們爲什麽拍攝到遊行的畫面?這正是對媒體來說有意思的地方。當天,我們和村民事先有聯繫,說我們大概中午1點鐘能夠到烏坎村,然後1點半,就開始不停接到村民的電話。我們差不多4點多的時候才到烏坎村,就發現大陣仗已經在等我們了。村民們說,我們已經等你們等了3個多小時了。就為了等我們,表演一場遊行給我們看。因為他們知道我們錯過了他們最精彩的時候,特意重現一遍。記者的鏡頭一舉起來,村民就開始舉牌子,喊口號,用的是前天的標語、口號。然後等我們穿過了整個示威隊伍,看他們還在那裏坐著,我們就說,我們已經記錄完了,你們可以散了吧。他們就說,7點鐘,我們還等另一個媒體來。

這樣的場景……所以,我很同意剛才郭老師講的烏坎事件時有很多戲劇性的因素,這個戲劇性的因素是會源源不斷地吸引媒體,并願意一次又一次地去,甚至待在那邊不肯走。

其實在烏坎和媒體的關係上,是烏坎在主動地引導媒體,他們一開始就在網絡上或者是媒體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我們去問他,你要說什麼。他們一開始就在引導這個議程,在中國鄉村採訪裏,這是很少有的經歷。我記得《紐約時報》報道烏坎,就用了「occupy wukan」。用「occupy」的概念來跟佔領華爾街來比較,烏坎的年輕人主動傳播自己的意識是非常的強烈和清晰。

烏坎從一個其實是非常暴力的抗爭,轉換到一個和平的選舉,最後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我覺得最重要的因素是村民團結而堅持的抗爭;另外兩個因素很重要,一個是林祖鑾和政府之間的抗爭、溝通、談判、妥協,有一個非常難得有效的溝通方式;另一點,就是年輕人和媒體之間的互動,這是讓烏坎能夠迅速成為一個全球傳播的中心的要點,並且這種全球傳播,給了廣東省政府一個相當大的壓力來解決這個事情。

在傳播上,你會發現烏坎的年輕人有非常強的身份自覺,他們會發言,他們也知道自己在被媒體關注。他們被關注以後,會搜集不同媒體對他們的報道,他們會比較哪個好,哪個不好。第二次去,你就會發現他們對你的態度有差別,某些報紙第二次去烏坎,就沒人理他們。有些媒體,他們就願意保持積極的聯繫。你報導的是不是客觀,是不是真實,他們會看。他們的態度非常鮮明,比如南方日報網發了一篇陸豐市委宣傳部提供的稿件,讓整個南方報業在烏坎村民心目中都被打上一個糟糕的形象。他們會在村裏拉出一個特別大的橫幅來罵南方網。

在前期,村民和媒體的關係中,村民會更願意配合媒體,比如我們去到烏坎的時候,烏坎村民會準備好移動硬碟、光碟,把這個幾個月他們收集的信息、視頻拷貝好了,小心翼翼地給到你,然後說,你們還要什麼,我們全都給你。到了12月份的時候,你再問他要,他不一定給了,他會說我們要自己在微博上發,我們要在博客上發。比如很有名的烏坎青年張建興,1991年出生的年輕人。剛開始的時候,他拍攝很多東西,然後送給媒體,讓媒體可以發到全世界,讓世界知道烏坎發生了什麽。到後來,他不給媒體了,他會發在自己的微博上,博客上,他自己成了媒體。

有一次,我在烏坎碰到一個到處拍照的人,我問他,你是哪家媒體的,他說我是來圍觀的,他要發微博。然後從旁邊走過的兩個村民,聽見了,就搭上一句:「哦,自媒體的。」這個村子的年輕村民,對媒體的理解完全是21世紀的。

到12月,很多媒體去烏坎的時候,年輕人在介紹自己的時候,會說自己來自中國烏坎。他們已經完全省略了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對的是《紐約時報》的記者,是《金融時報》的記者,是法新社,是CNN。我在他們結束抗爭之後再去的時候,會看到他們的常常拿出自己收集的100多個記者的名片,在那裏相互比照。張建興和蔡義豐,兩個村民印了自己的名片,就是以這一百多個記者的名片疊放著的照片作背景,然後把自己的名字疊上去,中國烏坎的張建興。他們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他們也知道「中國烏坎」的身份是一層一層疊加上去的,他們自己很清楚這一點,在網絡傳播時代,他們並不是扮演一個很單純的抗爭者,他們其實知道烏坎村被輿論稱為30年後的小崗村,他們知道全世界的媒體都在關注。他們很強烈地知道這點,所以他們有意識的記錄,也隨時看到自己記錄引發的反應,一步一步,有意無意地,引導這個議程往他們希望的方向發展。

維權骨幹的年輕人,很多都來自烏坎熱血青年團。這是他們從2009年成立的QQ群,2009年4月,村裏貼出第一張傳單,號召村民關注土地被侵吞的問題,標題叫《我們不要做亡村奴——致烏坎村民的一封信》,落款是愛國者一號,沒有留名字,留了一個QQ號。加這個QQ號的人很多,愛國者一號就立了烏坎熱血青年團這個QQ群,前後有三個分群,一個群的上限是200人,所以總人數差不多有600人。但之後抗爭的骨幹就只有20人左右。

他們主導了烏坎對外發放消息的主要工作。包括微博、QQ,包括在論壇上的各種發帖,他們11月時自己拍攝了一部一個多小時的紀錄片叫做《烏坎!烏坎!》,模仿的是《南京!南京!》的標題。他們還翻唱了一首Michael Jackson 的歌,把歌詞改成了烏坎的現狀,叫做《情系烏坎》。錄音效果特別差,但在烏坎本地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在烏坎村裏採訪的時候,我至少有三次,看到村民在自己的家裏、店裏圍成一圈,看《烏坎!烏坎!》的紀錄片。

第一次的街頭抗爭,9月21日結束的時候,烏坎村就開始募款,主要是為了救治受傷的那些村民,除了救治傷員之外,烏坎村的年輕人也用這些經費,給自己添置了攝像機、對講機、電話,他們的攝像機比很多記者扛過去的還專業的。自此之後,烏坎村的所有會議、集會、衝突、談判,他們自己的攝像機都有最全的資料,時刻記錄烏坎的歷史進程。

最高峰的時候,差不多有150多個來自全球各地的記者出現在烏坎的新聞中心——那是一個移居香港多年的烏坎村民的家,他們都是吃大鍋飯,上下打通鋪睡覺,採訪林祖鑾的時候,幾十隻話筒、錄音筆堆在桌上,基本上就像一個新聞發佈會。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採訪烏坎當時臨時理事會的會長楊色茂時,問他你們接受這麼多境外媒體的採訪,不怕別人說你們是勾結境外勢力嗎?他說,那溫總理還接受很多境外媒體的採訪呢,怎麼不說國家領導人勾結境外勢力?接受採訪是兩回事嘛。非常有智慧。

當時網絡流傳一張很有名的照片。村民自己在村裏貼出了一個告示,告訴媒體請不要把烏坎的事情稱為起義,我們擁護共產黨,我們不是起義。這張告示還翻譯成了英文,英文還有語病。他們貼到村裏,被很多媒體注意到。當時很多學者也出來說,你們媒體不要在這裏影響議程,不要說他們反黨、反政府什麼的,不要害了他們。但是真實寫招貼的人,他們私下會講,其實我們就是起義,我們理解的「起義」,就是推翻一個腐敗的地方政府,我們是這樣做的,但是不能讓媒體這樣報道,媒體這樣寫,麻煩就大了。所以他們一定要在微博上,在招貼上做這種表態:我們都不是遊行,我們只是和平上訪。這是一種主動的、策略性的自我保護,村民從始至終都可以引導媒體的議程,這是烏坎和其他的村莊抗爭不一樣的地方。

張建興和他的夥伴們,這個群體也是研究烏坎繞不開的一個群體。以張建興為例子,他念書到高中,從90年代後期,開始在村裏的網吧上網,2001年在鳳凰衛視看了直播911事件,幾乎改變了世界觀。他說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好奇地想知道各種事情的來龍去脈,很喜歡看新聞。他也會寫東西上傳到博客、QQ空間。家鄉烏坎的事件,讓他找到了一個盡情發揮的舞台,他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公民記者」。

青年和網絡的關係成為烏坎事件最大的催化劑。(演示照片和視頻)

熊偉:

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我今天想跟大家談談烏坎選舉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烏坎選舉的價值是什麼?有些人認為烏坎選舉是沒有價值的,和其他村都是一樣的。但是根據我的觀察,烏坎選舉是很有價值的。首先,烏坎選舉是有特殊的歷史背景,烏坎人民的選舉時烏坎人民用鮮血、汗水和生命換來的,有好多的村民被關進了監獄。在烏坎我問過很多村民,你們見過選票沒有,他們說自己沒有見過選票,也不知道怎麼選。烏坎的選舉過程也是烏坎人民受到民主訓練的過程。烏坎選舉的部分成功,標誌著一個地方自治體的初步形成和地方自治組織合法化。去年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去烏坎和村民談判,承認了烏坎臨時理事會的合法性,實際上只是承認了臨時理事會作為一個對話代表的合法性,但實際上沒有承認作為長期的自治組織。

從2012年1月15日,村黨總支成立後,實際上烏坎村黨總支部在發揮一些領導作用。當然在選舉方面,選舉委員會和重新選舉籌備小組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選舉的結果是成立了合法的自治組織。現在外界只是關注了村委會,其實更為重要的是村民代表會議。烏坎村的村民代表是有109個村民代表組成的,由村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因為在法律上,村民代表會議是一個基本的村民自治組織,法律也明確規定了,村委會要向村民代表會議負責,並報告工作。這一條在全國都落實得不好。

之所以說烏坎選舉成功標誌著村民自治體的基本形成,是由於烏坎的特殊性來決定的。因為烏坎有7個自然村,有13000多人口,有8000多選民,它的面積大概有2、3萬畝,還有一個海港。面積要比基本的村莊要大,其實也可以把它看成一個鄉鎮。

我進入烏坎考察時,也是朱明國進入烏坎的那一天。我就被安排在一個村民家裏住。

烏坎選舉有幾個階段,從12月22日朱明國進村一直到1月15日,烏坎村重新選舉籌備小組成立,這個過程其實是非常緊張的。我們當時每天早上都去討論選舉怎麼做。但當地政府不太支持選舉,村民也不知道怎麼選,當地就出現了真空狀態。當時我就向林祖鑾先生建議發起三個簽名,簽名大概簽了3、4千人。到了1月15日,林祖鑾被任命為烏坎村黨總支書記和烏坎村重新選舉籌備委員會的組長,情況就明朗了。

第二個階段是,選舉村民選舉委員會,政府的計畫是定在2月1日選。實際上烏坎的選舉,政府的操作是非常厲害的,如果完全按照政府的做法,那麼選舉就會是失敗的;或者即使選出來了村委會,中間也是有許多違法的程式,選舉也是無效的。第一個,按照政府制定的計畫,是要一戶一票。我和林祖鑾商量,一戶一票是違反憲法的。這樣就不能保障女性選民的權益,因為明確的規定是戶主投票。第二,就是推薦人,政府是想由村黨總支來制定推薦人的名單。我和林祖鑾商量說,如果由村黨總支來推薦,這個選舉就變成了由村黨總支操縱的選舉,這個就是不合法的。林祖鑾最後也很堅決的拒絕了地方政府的施壓。後來我就建議採取「自薦」與「他薦」相結合的方式選出選舉委員會。「他薦」就是你只要找到50個選民聯名支持你,就可以充當候選人。「自薦」,就是我有為村民服務的意願,並且如果參加村民選舉委員會,那就聲明你不能參加村委會的選舉。最後選舉出了11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

這個選舉有一個亮點,就是「秘密寫票箱」。在烏坎時,村裏的木匠也製作了「秘密寫票箱」,這個舉措,保證了選舉的秘密性。政府是不同意使用「秘密寫票箱」的,於是我們準備第二天提早運到會場。幾個不到20歲的年輕人,一晚上沒有睡覺,保護秘密寫票箱。我們提早佈置好了會場後,政府就想按照他們的佈置來。村民莊烈宏就講「你搬啊,我看著你們搬。」實際上,當地政府在經歷了抗爭事件之後是怕村民的,所以就不敢搬了。

第二個選舉就是2月11日,村民代表選舉。我當時的建議是:以村民會議的形式,以村民小組為單位,秘密寫票,共開記票。大概是按照每15戶選一人,分配的村民代表。我當時動員選舉委員會舉行秘密會議,通過了兩個決議。一個就是要求全面使用「秘密寫票箱」。第二個,在選舉期間,增加一張「表決票」,香港應該叫做「公決票」。主要是講,在村委會不召集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的情況下,由村民會議召集人負責召集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同時也授權村民會議召集人負責召集村務監督會議。因為農村自治現在存在停滯和倒退,原因是村民開會難。11名村民代表都簽署同意了,但到最後選舉的時候,「表決票」就沒有發下去,聽說,是有政府的阻撓。再有就是雖然秘密寫票箱全面使用,但是佈置不對,沒法起到秘密寫票的作用。本來是要選107個村民代表,但一個村兩個候選人得票相等,村民就覺得多一個人也無所謂,就大約有109個村民代表。所以,第二次選舉不是一個成功的選舉。

再有一個就是3月3日村委會的選舉。我當時就想我們選一個村民代表的召集人,政府得到消息後,就把村民代表召集到附近的一個酒店,由民政局對他們進行培訓。他們當時提出一個方案,也是「自薦」和「他薦」相結合,但是就說,村委會主任要有500名選民聯合推薦,副主任有400名選民,委員有300名選民。我就說這個肯定不對,因為這樣門檻很高,最後選出來又是違法的,又是無效的。後來就又開了一次村民代表會議,就把這一條取消掉了。政府的想法是不設候選人,直接海選。但是有7、8千選民,如果直接選,就會讓選票很分散,過不了半數,就可能導致流選。當時我就提出說,要搞一個預選或者說民主測評。最後,預選和村民代表都沒能成行。我當時就想3號第一次選舉,4號就要進化例行選舉。3號只選出了2個村委會成員,4號我們就做了100多個秘密寫票箱全部擺上去了,這一次選舉就比較有氣勢。

再一個就是,楊色茂想競選村委會,但是他還是村民選舉委員會委員。所以要想競選村委會,就必須退出村民選舉委員會。後來他同意退出選舉委員會,但政府不讓他退。我就發了一個微博,政府工作組的人看到以後,就鬆口了。楊色茂最後退出了村民選舉委員會。

烏坎的選舉,汪洋說,沒有任何的創新。實際上是有的,都被政府破壞掉了。第一,村民代表召集人就是最大的創新,選舉結束以後村委會只召開了一次村民代表會議。這種情況其實有些村民代表是有意見的。第二個創新,就是村民代表一人一票。我覺得如果整個廣東省的農村都能像烏坎一樣一人一票選代表,我想,廣東省的基層民主就會向前推進一大步。第三,「自薦」、「他薦」相結合的方式。第四,「秘密寫票箱」。

烏坎現在有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工作小組在年初通報的時候說,某公司購買了烏坎500多畝土地,欠烏坎400多萬。後來就說歸還土地給烏坎,雙方兩清。但到現在還沒有消息。第二個問題,就是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沒有完善,如果烏坎村沒有建立權力相互制衡的村民自治新機制,確實是有危險。第三個問題,就是村民代表召集人沒有落實。

最後我也回應一下觀眾的提問,就是說,是不是烏坎把所有合法的手段都窮盡了。我個人覺得,烏坎的第二次遊行是沒有必要的,是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的。其實,他們可以提出罷免村主任,深圳的萬豐村他們就直接提出罷免,後來受到政府的支持,就罷免成功了。烏坎第二次遊行實際上沒有任何收穫,但是比較吸引眼球。而且還導致了薛錦波的死亡,其實,烏坎事件是有很多教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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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5日 星期五

大陆微博传湖北省红安一男子对三村官下杀手

 

5月24日,大陆微博又传出湖北省红安县一男子对三村官下杀手,一人幸免。但此消息无法证实。(网络图片)

【2012年05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综合报导) 近日,大陆连续发生民众痛杀政府官员的案件。5月24日,大陆微博又传出湖北省红安县一男子对三村官下杀手,一人幸免。但此消息尚未获政府证实。

大陆微博传湖北红安昨晚发生恶性杀人案

湖北长江商报社机动部首席记者周琦今天(24日)中午12:59分在微博发贴写道:“红安一男子对三村官下杀手,一人幸免。为了和谐,我当神龟。”此贴迅速被转发,后记者发现原贴已被删除。


5月24日,大陆微博又传出湖北省红安县一男子对三村官下杀手,一人幸免。但此消息无法证实。(网络截图)

下午15:36分,他又发贴:“2012年5月23日晚上八点多左右在杏花乡星光村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三人被杀,两人受重伤,其中一人已经转院到武汉!行凶者已被公安机关抓获!凶手骑摩托车先后前往两个相隔不远的湾子,手持一米多长的砍刀将五人砍伤,三人已经死亡,凶手在星光行凶之后又打算骑车到县城继续行凶,在杏花大道路段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网络截图)

长江商报教育记者柯美杰跟贴发言说:“红安确实发生凶杀案,应该三个人去了!”记者周琦表示:被微博吵昏了。。。。截图然后关机。

新浪湖北新闻发贴表示,网传湖北红安昨晚发生恶性杀人案,凶手持一米长砍刀将5人砍伤,其中3人已身亡,2人重伤。凶手已被抓获。求证!

长江商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真的有这条消息,但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记者试图联络当地民众核实此事,均无法找到知情者。

记者致电红安县派出所了解此事,接电话警察表示,这事问县公安局。随后记者致电红安县公安局,对方表示不清楚。

大陆民众在网络热议

以上微博贴子发出后,引发大陆民众纷纷跟贴热议。“作家金满楼”表示,挡不住了。自伤、自焚没用,只能开始杀官了。浙江那个副县长算走运,以后恐怕有更高级别的倒霉,迟早的事。

“爱护狗狗的旭”:终于爆发了。“木尔”:类似的案件只会越来越多。

“带路抓干部”:轰轰烈烈的杀官运动,即将风起云涌,黑幕中远处的天际,就要泛起鱼肚白。

“日拱一卒自由来”:我们哭泣,它们无视,我们下跪,它们以为我们软弱;我们上访,它们将我们劳教;终于,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它们会在寒风中颤抖吗?

“无聊史学”: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新一波杀底层官员的风潮开始了。

近期大陆连续发生杀官案

近日,大陆连续发生因为政府官员执法不公引发民愤,痛杀官员的案件。5月12日晚上,天津发生引人轰动的选举血案。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下辛庄原村长黄双来为连任重金雇人殴打村长候选人,当地村民自卫反抗,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原村长黄双来及其妹夫和侄子在冲突中被打死,多人重伤。

5月16日早上10点20分左右,广西桂林灵川县三街镇溶流村委小溶江介埠头村民全水林为保护家园,在其承包地上阻止官方强行施工,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过程中,他愤而拿起随身携带的农用镰刀将灵川县移民局官员秦启明砍死。

5月17日,贵州德江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副队长张波带队,强行拆除户主张某的房屋,这名女子为护家园用刀刺死张波。

22日上午,浙江云和县女副县长遭一上访户劫持,经9小时的对峙,劫持者被警察开五枪击中。这场劫持案与当地政府把公厕建在了上访户的家门口有关。女县长被劫持的消息传出,网民热议,同情者甚少,叫好声一片,民众仇官心理普遍。

近几年,中国大陆因暴力征地拆迁引发的悲剧层出不穷,民怨沸腾。大陆权利运动负责人胡军表示,中共这个体制对老百姓财产的残酷掠夺,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现在维稳费用不断的攀升,于是它靠土地财政来维持其政权,强拆、征地更加肆无忌惮,这样造成民间反弹非常激烈,民怨沸腾。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撰文表示,多少年来中国的冤案遍朝野,司法黑暗人人皆知,这种状况中央政法委有脱不了的干系。

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非法暴力拆迁的直接推手,各地拆迁办一般都由政法委副书记“挂帅”,由于王薄事件导致越来越多的政法委黑幕不断地被揭露。

大纪元 - 大陆微博传湖北省红安一男子对三村官下杀手

2012年5月21日 星期一

乌坎村民收回土地道路艰难

 

【2012年05月21日讯】(美国之音)中国广东省乌坎村的村民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抗争后早前已成功举行村委会选举,然而村民们抗争的根本目的是收回土地。学者和观察人士说,乌坎人达到这个目的的机会不大,乌坎模式难以向全国推广。

在世界媒体的聚焦下,一个原本很不起眼的乌坎村以村民的生命和街头抗争换来了一个村民们自己选出的村领导班子,被村民们指责非法卖地的前任村官员甚至有关的上级官员也在上个月受到处罚。

在一些人看来,乌坎人的抗争取得了胜利,甚至认为可以将乌坎模式向全国各地推广。但是,熟悉乌坎事件的一些学者、参与者和新闻工作者星期六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乌坎村民的核心目标是收回被占据的土地,这一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

熊伟:乌坎表面风平浪静

乌坎村民抗争事件暴发后,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前往乌坎村,帮助村民组织各项选举,并在那里与村民们一起居住了好几个月。前不久才离开乌坎村的熊伟说,村民收回土地的努力正遇到挫折,新选出的村领导班子正面临治理危机。

熊伟说:“乌坎现在可能面临治理危机。其外在的具体表现是土地都没有收回来。大家如果了解情况,跟村民有些接触的话,会知道现在乌坎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风平浪静。”

有村民说,如果新的村委会没有能力收回土地,村民们会继续敲铜锣,上街游行,要求中央直接处理村民的要求。

村民不排除再上街抗争

曾对乌坎事件做过大量报道的香港《阳光时务》执行主编张洁平说,她对乌坎村民成功收回土地不感到乐观,就算他们再次走上街头抗议。

张洁平说:“我觉得乌坎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想要乌坎往哪个方向走。农民可以自己用的(方法)基本上用尽了,再走上街头也就这个样子。”

广州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认为,跟全国各地的乡村一样,乌坎的村民在争取收回土地时遇到一个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土地所有权究竟归谁?

法律障碍村民难以逾越

郭巍青说:“如果你讲现在这个法律,它肯定了50年代的土改。土改是革命,土改是政治。它通过政治和革命把这个地全部拿到国家手里。我们的法律是这个基础上的法律。农民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契约可以说,‘这个地是我的’。”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博士涂四益也对乌坎模式能否向全国推广持怀疑态度。他说,在国家现行的制度下,村民试图通过自治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犹如天方夜谭。

乌坎村村民们说,至少有2万亩他们的土地被非法霸占。有迹象显示,其中大约3000亩土地有望不久后回到农民手里。

大纪元 - 乌坎村民收回土地道路艰难

2012年3月13日 星期二

屈运栩:林祖銮谈乌坎破局

来源:《新世纪》2012年第10期

l 我们一直坚持海选不变,男女平等

l 我认为场外拉票还是合理的,宗族开会,证明他们很投入

l 村民代表、选委会和监督委员会选出来之后,主要就是要落实相互制衡机制

l 要落实好机制,首先是要透明。没有透明,谈不上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以透明为前提,就是让村民知道、让村民代表知道、让各个职能机构知道。只有事先知道,才能衡量是否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才有机会提出建议和见解。因此透明是最关键的。

l 兼两职最怕的是“一言堂”、武断

l 有各种说法和意见才是民主。不同的声音对我们无害,相反有用

l 不过群众贴告示的行为并不犯法

l 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存在官商勾结,拉起总体规划、经济开发的大旗来强征土地,以土地来做银行抵押贷款,使乌坎村民的利益、国家纳税人利益一再受损,却肥了自己。利益主体与违法主体混淆,这就很复杂。

l 我说,既然村民临时代表违法,那我也是违法的,你们找违法分子谈话也是错的

  在备受关注的海选中全票当选乌坎村委会主任,林祖銮说,“未来的路很难,但有信心”

3月3日,一次备受关注的村委会海选在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林祖銮以6205票全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现年68岁的林祖銮自2011年9月介入乌坎事件以来,一直是事件的灵魂人物。

  他的当选,在乌坎人看来毫无悬念,也实至名归。

  林祖銮1965年参军,退伍后做过乌坎村委会副主任。四年后调往东海开发区做负责人。此后弃官下海,直到1995年才回到乌坎安享晚年。

  在乌坎人心目中,林祖銮家庭条件好,为人正直,且有威望,是最佳人选。

  自2011年9月22日乌坎事件爆发后,乌坎经历集会、游行、村民被带走、主要带头人薛锦波意外死亡、警民对峙等一系列冲突,林祖銮都是首要的组织者和被关注对象。

2011年12月19日,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乌坎,林祖銮以村民代表的身份单独和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沟通。

  而最终的成功,成为整个乌坎事件峰回路转的契机。省委工作组接受了林祖銮提出的关于放人、还尸、承认自治组织合法性以及解决土地问题三个条件。乌坎村民则拆除路障,迎接工作组进村。

  从始至终,林祖銮坚称自己和乌坎村民“只反贪官”;强调村民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企图。这让他获得村民拥护,也得到政府方面的认可。

2012年1月15日,林祖銮被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

  如今,他又当选乌坎村委会主任。他说:“未来的路很难,但有信心。”

  乌坎之路难在哪里?这个东南沿海小村将如何实现受外界关注的基层民主自治?根源所在的土地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3月7日,林祖銮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财新记者:你如何看待乌坎选举?

  林祖銮:选举从组织到实施,是一个从比较陌生到逐步认识的过程。村民的热心参与十分重要。各级政府起初都有不同程度的担心,或者有一些放不开的情况,但是都在逐渐进步。

  从村民的角度看,通过宣传、教育、发动,他们开始认识到选举是神圣的职责。有六七位80多岁甚至90岁以上的村民都亲自来参加投票。他们说一生就这一次,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投出心里的人。

  整个选举按规矩进行。高规格,高要求。我们一直坚持海选不变,男女平等,只要是符合选民资格要求的,每一个人都参加投票。

  我们还采用秘密写票室,这样便于检票员管理监督,也方便选民填写选票,可以保密和互不干扰。

村民排队也没有怨言,秩序很好,很自觉。那是难以忘怀的景象。

  财新记者:选举过程中有没有困难或者阻力?

  林祖銮:在乌坎这个偏僻的海边小村庄搞海选,困难还是很多的。怎么选举,从组织者到工作人员都是一个新课题,更不要说村民。自己都不懂,怎么选举好?

  但是组织者和选委会都很认真、热情、投入,基本上掌握了选举规定的工作流程、规则。

  起初各级政府和我们都担心,村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选举,怕个别有旧式封建宗族思想的人闹场。但我们准备得好,工作做得实在,没有出现这些情况。

  乌坎很特殊,有47个姓氏。一开始搞选举的时候,各个姓氏都以同宗族来开会,上级领导和组织者都有些担忧。我说:“这不是坏事,是好事,他们能开会,证明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了。他们开会也是想统一想法,甚至确定了候选的对象。”

  我认为场外拉票还是合理的,宗族开会,证明他们很投入。开会不等于他们有意抵触。

  选举中有一些拉票的不当行为,这也可以理解。一个一万多人口的村,8000多选民,有人拉票,不妨碍整个选举过程。

村民是有觉悟、有智慧、有热情的,是维护法律法规的。

  财新记者:你现在既是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又是上级任命的党总支书记。你觉得应该怎样开展基层民主自治?

  林祖銮:村民代表、选委会和监督委员会选出来之后,主要就是要落实相互制衡机制,让各个组织机构的职能发挥出来。

  相互制衡,就是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务,尤其是比较重大的事项,如财务、投资、项目、土地进行讨论,由村委会行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要接受监督。村委会在执行过程中以及事后,要定期向村民代表和村民汇报。

  我们还考虑用视频等形式向村民汇报情况,让每一件事都有始有终,不把问题堆着,让村民产生疑问。这样就起到互相监督、制衡和促进的作用。

  党总支的角色是把握党和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当然也要直接协助村委会的具体工作。村委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党总支给予政策上的扶持,这样就能让村民自治落到实处。党总支有事会和村委会商议,不会指手画脚。

  要落实好机制,首先是要透明。没有透明,谈不上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以透明为前提,就是让村民知道、让村民代表知道、让各个职能机构知道。只有事先知道,才能衡量是否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才有机会提出建议和见解。因此透明是最关键的。

  我现在是村委会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两个职位一起挑,工作压力很大。但从乌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两个职务都兼,有利于乌坎平稳推行各项工作。群众信任我,对我寄予厚望,我会按村民的意愿、利益去做。

  首先,做每一件事,我都要先征求村民代表意见,这样可以避免身兼两职的弊病。兼两职最怕的是“一言堂”、武断。但是如果坚持先与村民代表沟通,征求意见,再回到党总支和村委会讨论决定,就可以避免“一言堂”弊病。

再就是,对于人员安排和具体利益的事情,我自己绝不介入。都要通过党总支和村委会做出安排和决定。

  财新记者:乌坎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你要如何协调?

  林祖銮:对于如何协调、处理和解决目前乌坎内部不同的声音,我一向主张接纳不合流——接纳就是接受不同意见,不合流就是坚持依法依规。

  乌坎个别群众的说法和行为,不代表村民的主流思想。但有各种说法和意见才是民主。不同的声音对我们无害,相反有用。因为这些是镜子,可以鞭策我们。

  比如昨天(3月6日)下午开会时,有人贴了一张告示,向我讨40万元钱和宅基地,说这是我承诺给他们的。当然没这么回事。其实只是有村民代表曾经向村民解释过说有多少地,如果分能分多少。但不能说是我承诺要分地。

不过群众贴告示的行为并不犯法,我们要把群众的忧虑和责怪看成是对自己的要求。

  财新记者:土地问题是乌坎事件的根源,目前,这个问题的解决进展如何?是否有方案?

  林祖銮:土地问题要解决是有阻力的。从工作组到市到镇都有阻力,但是只要村民团结、依法依规就会有办法。我们有足够证据认定这些土地应该属于乌坎村民。

  我已经以个人名义向工作组提出对土地处理的看法。我提出,工作组将乌坎土地面积初步认定为9000多亩,与实际面积约25000亩相差甚远。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乌坎村周边各村的土地资料,查清土地“四至”边界。

  解决土地问题,只用协商、谈判和打官司的方式无实质意义。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存在官商勾结,拉起总体规划、经济开发的大旗来强征土地,以土地来做银行抵押贷款,使乌坎村民的利益、国家纳税人利益一再受损,却肥了自己。利益主体与违法主体混淆,这就很复杂。乌坎村民的权益受侵害,诉求于政府,如果只用中介解决,而不用政府裁判解决是不公平的。村民强烈要求查清侵害我村合法土地权益的事实,查出相关责任人。

认识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解决问题也是。所以不能够着急。

  财新记者:如果土地最后能够交回给乌坎村,你和村委会如何避免以前的不公平再度发生?

  林祖銮:首先是确保不买断,以土地养活村民。分配土地要慎重。需要宅基地的村民要分地,但要防止比较穷的人家分到地就卖。如果建房钱不够,村委会可以提供相应的资助,但不能相互转让土地。

  分配宅基地的好处是可以相对集中,有利于整个村的建设。每人分40平方米宅基地,如一家三口可以分到120平方米,按我们这里一户宅基地为142平方米标准,缺22平方米的村民家庭可以购买。如一家四口可以分到160平方米,那么多出来的18平方米可以出让。

  原则上村民不可以买卖宅基地。对于分到宅基地的村民,原有的旧房子要回收。避免浪费也有利于整个村的规划。

宅基地分配之后,剩下的土地可以租借给愿意来办企业的。村民从中获得分红,也解决劳动力输出的问题。对于是否租让土地,要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这样才能确保公平公正。

  财新记者:基层民主和农村土地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事情,你参与到其中的动力是什么?

  林祖銮:从参与到现在,我不是没有想过,自己年纪大了,家庭生活也较宽裕,不该找烦恼给自己。但是一个人自己生活好,不是全部的意义,要大家生活好才有意思。既然他们信任我,我就下决心出来参与,让乌坎平稳下来,机制落实,发展起步,我再考虑隐退的事。

  其实在最初,我参与不是完全自觉的。当时,去年9月22日,警民发生摩擦,有电话打进来说有群众受伤,我才说一定要安置、治疗受伤村民。我打电话到医院,让受伤村民到医院治疗。这样我迈出了第一脚。

到9月23日,冲突激烈,场面失去了控制。同乡会的人回来看到这种情况,跑到我家,要我出来维持场面和稳定群众。于是我又迈出了第二脚。从不自觉到自觉投入仅是一两天的时间,来不及细想。

  财新记者:乌坎事件的最终解决,与省委工作组到来有很大关系。当时是怎么沟通的?

  林祖銮:2011年12月19日,有联系人来说,当天晚上省工作组有专人来沟通。

19日晚没有谈。通知第二天上午9点开会。当天晚上,我通过多方面判断,省工作组来的人较多、职位较高,应该像是要解决问题的。我当天晚上就决定把路障拆除,并交代村民做好撤标语的准备。当时好多群众不愿意,有担心。

20日上午9点,我在市政府信访室和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会谈。当时在场的还有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朱明国的秘书,和我们村的联系人张水金。

  会上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一是要求放出被带走的三位村民,交还薛锦波的尸体,入土为安。但对于他的死因和善后工作,在时间上留了余地,承诺可以在适当时间解决。

  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要求恢复警民摩擦后产生的临时代表的合法性。那时上面把临时代表定为违法的。

  我说,当时临时代表产生是经汕尾市政府和东海镇政府同意的,并且派了联络员和研究员来指定选举办法。整个选举的方式、方法都是和他们交流商定的。各姓氏按大小推选1到5名代表,共117名,再推选出13位村民代表。整个推选过程也是合法的。既然政府同意安排,代表们配合了几个月的工作,发了两个月的生活补贴,怎么说违法就违法?

  我说,既然村民临时代表违法,那我也是违法的,你们找违法分子谈话也是错的。你们要和村民谈,就得首先和村民把情感拉近。不把情感拉近,都看成是敌人怎么能解决问题?

  第三点,关于土地问题,我说很简单,依法依规来办就好。

我说了后,他们说要讨论一下。然后朱明国表态说支持。这样整个僵局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