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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村民收回土地道路艰难

 

【2012年05月21日讯】（美国之音）中国广东省乌坎村的村民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抗争后早前已成功举行村委会选举，然而村民们抗争的根本目的是收回土地。学者和观察人士说，乌坎人达到这个目的的机会不大，乌坎模式难以向全国推广。

在世界媒体的聚焦下，一个原本很不起眼的乌坎村以村民的生命和街头抗争换来了一个村民们自己选出的村领导班子，被村民们指责非法卖地的前任村官员甚至有关的上级官员也在上个月受到处罚。

在一些人看来，乌坎人的抗争取得了胜利，甚至认为可以将乌坎模式向全国各地推广。但是，熟悉乌坎事件的一些学者、参与者和新闻工作者星期六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乌坎村民的核心目标是收回被占据的土地，这一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

熊伟：乌坎表面风平浪静

乌坎村民抗争事件暴发后，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前往乌坎村，帮助村民组织各项选举，并在那里与村民们一起居住了好几个月。前不久才离开乌坎村的熊伟说，村民收回土地的努力正遇到挫折，新选出的村领导班子正面临治理危机。

熊伟说：“乌坎现在可能面临治理危机。其外在的具体表现是土地都没有收回来。大家如果了解情况，跟村民有些接触的话，会知道现在乌坎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风平浪静。”

有村民说，如果新的村委会没有能力收回土地，村民们会继续敲铜锣，上街游行，要求中央直接处理村民的要求。

村民不排除再上街抗争

曾对乌坎事件做过大量报道的香港《阳光时务》执行主编张洁平说，她对乌坎村民成功收回土地不感到乐观，就算他们再次走上街头抗议。

张洁平说：“我觉得乌坎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想要乌坎往哪个方向走。农民可以自己用的(方法)基本上用尽了，再走上街头也就这个样子。”

广州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认为，跟全国各地的乡村一样，乌坎的村民在争取收回土地时遇到一个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土地所有权究竟归谁？

法律障碍村民难以逾越

郭巍青说：“如果你讲现在这个法律，它肯定了50年代的土改。土改是革命，土改是政治。它通过政治和革命把这个地全部拿到国家手里。我们的法律是这个基础上的法律。农民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契约可以说，‘这个地是我的’。”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博士涂四益也对乌坎模式能否向全国推广持怀疑态度。他说，在国家现行的制度下，村民试图通过自治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犹如天方夜谭。

乌坎村村民们说，至少有2万亩他们的土地被非法霸占。有迹象显示，其中大约3000亩土地有望不久后回到农民手里。

大纪元 - 乌坎村民收回土地道路艰难

屈运栩：林祖銮谈乌坎破局

来源：《新世纪》2012年第10期

l 我们一直坚持海选不变，男女平等

l 我认为场外拉票还是合理的，宗族开会，证明他们很投入

l 村民代表、选委会和监督委员会选出来之后，主要就是要落实相互制衡机制

l 要落实好机制，首先是要透明。没有透明，谈不上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以透明为前提，就是让村民知道、让村民代表知道、让各个职能机构知道。只有事先知道，才能衡量是否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才有机会提出建议和见解。因此透明是最关键的。

l 兼两职最怕的是“一言堂”、武断

l 有各种说法和意见才是民主。不同的声音对我们无害，相反有用

l 不过群众贴告示的行为并不犯法

l 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存在官商勾结，拉起总体规划、经济开发的大旗来强征土地，以土地来做银行抵押贷款，使乌坎村民的利益、国家纳税人利益一再受损，却肥了自己。利益主体与违法主体混淆，这就很复杂。

l 我说，既然村民临时代表违法，那我也是违法的，你们找违法分子谈话也是错的。

　　在备受关注的海选中全票当选乌坎村委会主任，林祖銮说，“未来的路很难，但有信心”

3月3日，一次备受关注的村委会海选在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举行。林祖銮以6205票全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现年68岁的林祖銮自2011年9月介入乌坎事件以来，一直是事件的灵魂人物。

　　他的当选，在乌坎人看来毫无悬念，也实至名归。

　　林祖銮1965年参军，退伍后做过乌坎村委会副主任。四年后调往东海开发区做负责人。此后弃官下海，直到1995年才回到乌坎安享晚年。

　　在乌坎人心目中，林祖銮家庭条件好，为人正直，且有威望，是最佳人选。

　　自2011年9月22日乌坎事件爆发后，乌坎经历集会、游行、村民被带走、主要带头人薛锦波意外死亡、警民对峙等一系列冲突，林祖銮都是首要的组织者和被关注对象。

2011年12月19日，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乌坎，林祖銮以村民代表的身份单独和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沟通。

　　而最终的成功，成为整个乌坎事件峰回路转的契机。省委工作组接受了林祖銮提出的关于放人、还尸、承认自治组织合法性以及解决土地问题三个条件。乌坎村民则拆除路障，迎接工作组进村。

　　从始至终，林祖銮坚称自己和乌坎村民“只反贪官”;强调村民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企图。这让他获得村民拥护，也得到政府方面的认可。

2012年1月15日，林祖銮被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

　　如今，他又当选乌坎村委会主任。他说：“未来的路很难，但有信心。”

　　乌坎之路难在哪里?这个东南沿海小村将如何实现受外界关注的基层民主自治?根源所在的土地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3月7日，林祖銮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财新记者：你如何看待乌坎选举?

　　林祖銮：选举从组织到实施，是一个从比较陌生到逐步认识的过程。村民的热心参与十分重要。各级政府起初都有不同程度的担心，或者有一些放不开的情况，但是都在逐渐进步。

　　从村民的角度看，通过宣传、教育、发动，他们开始认识到选举是神圣的职责。有六七位80多岁甚至90岁以上的村民都亲自来参加投票。他们说一生就这一次，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投出心里的人。

　　整个选举按规矩进行。高规格，高要求。我们一直坚持海选不变，男女平等，只要是符合选民资格要求的，每一个人都参加投票。

　　我们还采用秘密写票室，这样便于检票员管理监督，也方便选民填写选票，可以保密和互不干扰。

村民排队也没有怨言，秩序很好，很自觉。那是难以忘怀的景象。

　　财新记者：选举过程中有没有困难或者阻力?

　　林祖銮：在乌坎这个偏僻的海边小村庄搞海选，困难还是很多的。怎么选举，从组织者到工作人员都是一个新课题，更不要说村民。自己都不懂，怎么选举好?

　　但是组织者和选委会都很认真、热情、投入，基本上掌握了选举规定的工作流程、规则。

　　起初各级政府和我们都担心，村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选举，怕个别有旧式封建宗族思想的人闹场。但我们准备得好，工作做得实在，没有出现这些情况。

　　乌坎很特殊，有47个姓氏。一开始搞选举的时候，各个姓氏都以同宗族来开会，上级领导和组织者都有些担忧。我说：“这不是坏事，是好事，他们能开会，证明我们把他们动员起来了。他们开会也是想统一想法，甚至确定了候选的对象。”

　　我认为场外拉票还是合理的，宗族开会，证明他们很投入。开会不等于他们有意抵触。

　　选举中有一些拉票的不当行为，这也可以理解。一个一万多人口的村，8000多选民，有人拉票，不妨碍整个选举过程。

村民是有觉悟、有智慧、有热情的，是维护法律法规的。

　　财新记者：你现在既是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又是上级任命的党总支书记。你觉得应该怎样开展基层民主自治?

　　林祖銮：村民代表、选委会和监督委员会选出来之后，主要就是要落实相互制衡机制，让各个组织机构的职能发挥出来。

　　相互制衡，就是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务，尤其是比较重大的事项，如财务、投资、项目、土地进行讨论，由村委会行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要接受监督。村委会在执行过程中以及事后，要定期向村民代表和村民汇报。

　　我们还考虑用视频等形式向村民汇报情况，让每一件事都有始有终，不把问题堆着，让村民产生疑问。这样就起到互相监督、制衡和促进的作用。

　　党总支的角色是把握党和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当然也要直接协助村委会的具体工作。村委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党总支给予政策上的扶持，这样就能让村民自治落到实处。党总支有事会和村委会商议，不会指手画脚。

　　要落实好机制，首先是要透明。没有透明，谈不上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以透明为前提，就是让村民知道、让村民代表知道、让各个职能机构知道。只有事先知道，才能衡量是否公正、公平、合理和科学，才有机会提出建议和见解。因此透明是最关键的。

　　我现在是村委会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两个职位一起挑，工作压力很大。但从乌坎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两个职务都兼，有利于乌坎平稳推行各项工作。群众信任我，对我寄予厚望，我会按村民的意愿、利益去做。

　　首先，做每一件事，我都要先征求村民代表意见，这样可以避免身兼两职的弊病。兼两职最怕的是“一言堂”、武断。但是如果坚持先与村民代表沟通，征求意见，再回到党总支和村委会讨论决定，就可以避免“一言堂”弊病。

再就是，对于人员安排和具体利益的事情，我自己绝不介入。都要通过党总支和村委会做出安排和决定。

　　财新记者：乌坎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你要如何协调?

　　林祖銮：对于如何协调、处理和解决目前乌坎内部不同的声音，我一向主张接纳不合流——接纳就是接受不同意见，不合流就是坚持依法依规。

　　乌坎个别群众的说法和行为，不代表村民的主流思想。但有各种说法和意见才是民主。不同的声音对我们无害，相反有用。因为这些是镜子，可以鞭策我们。

　　比如昨天(3月6日)下午开会时，有人贴了一张告示，向我讨40万元钱和宅基地，说这是我承诺给他们的。当然没这么回事。其实只是有村民代表曾经向村民解释过说有多少地，如果分能分多少。但不能说是我承诺要分地。

不过群众贴告示的行为并不犯法，我们要把群众的忧虑和责怪看成是对自己的要求。

　　财新记者：土地问题是乌坎事件的根源，目前，这个问题的解决进展如何?是否有方案?

　　林祖銮：土地问题要解决是有阻力的。从工作组到市到镇都有阻力，但是只要村民团结、依法依规就会有办法。我们有足够证据认定这些土地应该属于乌坎村民。

　　我已经以个人名义向工作组提出对土地处理的看法。我提出，工作组将乌坎土地面积初步认定为9000多亩，与实际面积约25000亩相差甚远。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乌坎村周边各村的土地资料，查清土地“四至”边界。

　　解决土地问题，只用协商、谈判和打官司的方式无实质意义。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存在官商勾结，拉起总体规划、经济开发的大旗来强征土地，以土地来做银行抵押贷款，使乌坎村民的利益、国家纳税人利益一再受损，却肥了自己。利益主体与违法主体混淆，这就很复杂。乌坎村民的权益受侵害，诉求于政府，如果只用中介解决，而不用政府裁判解决是不公平的。村民强烈要求查清侵害我村合法土地权益的事实，查出相关责任人。

认识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解决问题也是。所以不能够着急。

　　财新记者：如果土地最后能够交回给乌坎村，你和村委会如何避免以前的不公平再度发生?

　　林祖銮：首先是确保不买断，以土地养活村民。分配土地要慎重。需要宅基地的村民要分地，但要防止比较穷的人家分到地就卖。如果建房钱不够，村委会可以提供相应的资助，但不能相互转让土地。

　　分配宅基地的好处是可以相对集中，有利于整个村的建设。每人分40平方米宅基地，如一家三口可以分到120平方米，按我们这里一户宅基地为142平方米标准，缺22平方米的村民家庭可以购买。如一家四口可以分到160平方米，那么多出来的18平方米可以出让。

　　原则上村民不可以买卖宅基地。对于分到宅基地的村民，原有的旧房子要回收。避免浪费也有利于整个村的规划。

宅基地分配之后，剩下的土地可以租借给愿意来办企业的。村民从中获得分红，也解决劳动力输出的问题。对于是否租让土地，要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这样才能确保公平公正。

　　财新记者：基层民主和农村土地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事情，你参与到其中的动力是什么?

　　林祖銮：从参与到现在，我不是没有想过，自己年纪大了，家庭生活也较宽裕，不该找烦恼给自己。但是一个人自己生活好，不是全部的意义，要大家生活好才有意思。既然他们信任我，我就下决心出来参与，让乌坎平稳下来，机制落实，发展起步，我再考虑隐退的事。

　　其实在最初，我参与不是完全自觉的。当时，去年9月22日，警民发生摩擦，有电话打进来说有群众受伤，我才说一定要安置、治疗受伤村民。我打电话到医院，让受伤村民到医院治疗。这样我迈出了第一脚。

到9月23日，冲突激烈，场面失去了控制。同乡会的人回来看到这种情况，跑到我家，要我出来维持场面和稳定群众。于是我又迈出了第二脚。从不自觉到自觉投入仅是一两天的时间，来不及细想。

　　财新记者：乌坎事件的最终解决，与省委工作组到来有很大关系。当时是怎么沟通的?

　　林祖銮：2011年12月19日，有联系人来说，当天晚上省工作组有专人来沟通。

19日晚没有谈。通知第二天上午9点开会。当天晚上，我通过多方面判断，省工作组来的人较多、职位较高，应该像是要解决问题的。我当天晚上就决定把路障拆除，并交代村民做好撤标语的准备。当时好多群众不愿意，有担心。

20日上午9点，我在市政府信访室和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会谈。当时在场的还有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朱明国的秘书，和我们村的联系人张水金。

　　会上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一是要求放出被带走的三位村民，交还薛锦波的尸体，入土为安。但对于他的死因和善后工作，在时间上留了余地，承诺可以在适当时间解决。

　　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要求恢复警民摩擦后产生的临时代表的合法性。那时上面把临时代表定为违法的。

　　我说，当时临时代表产生是经汕尾市政府和东海镇政府同意的，并且派了联络员和研究员来指定选举办法。整个选举的方式、方法都是和他们交流商定的。各姓氏按大小推选1到5名代表，共117名，再推选出13位村民代表。整个推选过程也是合法的。既然政府同意安排，代表们配合了几个月的工作，发了两个月的生活补贴，怎么说违法就违法?

　　我说，既然村民临时代表违法，那我也是违法的，你们找违法分子谈话也是错的。你们要和村民谈，就得首先和村民把情感拉近。不把情感拉近，都看成是敌人怎么能解决问题?

　　第三点，关于土地问题，我说很简单，依法依规来办就好。

我说了后，他们说要讨论一下。然后朱明国表态说支持。这样整个僵局就打开了。

得之不易 乌坎村民体验普选(组图)

2012-03-04 01:11

【看中国记者钟淑慧编译】据美联社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报道，两名领导乌坎村民起义，反抗地方官员窃取村民农田的示威者，周六在村民选举中胜出，他们将领导治理该渔村。乌坎村的本次选举受到广为关注。

周六，数千名广东乌坎村村民，在数十名外国与中国记者的注目下，在粉红色的选票上填选村委会成员，再把选票投入金属票箱。

最后，选举委员会宣布，林祖銮当选村委主任，杨色茂当选村委副主任。他们二人去年曾组织乌坎的村民抗议，最后，愤怒的村民砸烂了当地一个警署及那里的车辆。去年12月，乌坎村的主要活动人士遭当局拘捕后，村民们赶跑了村里的（中共）官员，并设置了路障，将警察堵在村外。村民们还在村内举行了多次大声势的抗议集会，与当局僵持了10天。

在中国类似的官民对峙，通常都是以官方抓捕告终。但在乌坎事件中，广东省政府作了让步，承诺允许村民举行新的选举，并返还一些有争议的农田，释放了该村被拘押的一些活动人士，并返还了该村村民代表薛锦波的遗体。薛锦波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

在周六的投票中，虽然有23人宣布参选，但村民们可以投票选择任何人。

林祖銮在投票结果公布后说：“我们将尽力在你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尽量做好被赋予的职权内的工作。”

乌坎村的选民们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应当改善当地的生计。

在广东其它地方经营小本生意的杨尊培（Yang Zunpei），特意回村参加投票。他说，“当我们可以挑选一位好的领导者，这有利于我们村的发展，对吧？” “以前的村领导欺压我们。那样情况下，村里要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这不可能。很多的腐败村领导把我们村搞得那么贫穷落后。”

另一轮投票将定于周日进行，届时将选出其余五名村委会的成员。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选举工作人员在点票。（图片：路透社。看中国配图）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选举工作人员在选举后点票。（图片：路透社。看中国配图）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选举后点票。（图片：路透社。看中国配图）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村民在投票。（图片：Getty Images。看中国配图）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村民在投票。（图片：Getty Images。看中国配图）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村民选举现场。（图片：Getty Images。看中国配图）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村民们在填写选票。（图片：Getty Images。看中国配图）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村民们在填写选票。（图片：路透社。看中国配图）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村民们在投票。（图片：Getty Images。看中国配图）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工作人员在发放选票前，核查选民身份。（图片：路透社。看中国配图）

2012年3月3日周六，广东乌坎，选举场地入口有警员把守。（图片：Getty Images。看中国配图）

烏坎青年抗貪官 影像寫歷史

【今天旺報／特派員洪肇君 廣東烏坎報道】烏坎村事件真正爆發從2011年9月22日開始，武警與特警開進烏坎村，爆發流血衝突，在外的年輕人得知，紛紛趕回家鄉保衛家園，其間由張建興率領的一支紀錄團隊，以微博、部落格、網路連結，將影像迅速散播出去，吸引各國媒體到訪，讓當地政府無法再隱瞞真相。
　站第一線 被逮又獲釋
　「烏坎雞精」是散播烏坎事件一個重要的微博帳號，許多中外媒體人員由此關注烏坎，當他們來到烏坎村，遇見村人就問，「雞精在不在？」搞得村民一頭霧水。更搞笑的是，雞精是個17歲男孩，一頭亂髮，老是瞇著眼睛，看起來就像個小朋友，讓各國媒體人員大吃一驚。
　原本在佛山順德當手機店店長的張建興，於9月22日得知家裡出事，立刻趕回烏坎村，同時也遇見了一夥跟他同年齡的朋友，大家馬上想到用網路將事件散播出去。
　張建興與小吳、雞精等幾個年輕人，即刻寫大字報貼在村內各處，徵求922當天警民衝突的手機錄影畫面。張爸爸則跟在後面將海報上手機號碼刷掉，擔心惹來禍端。但張建興可不怕，他的哥哥張建成每逢抗爭就站在第一線，12月9日被逮捕，數日後獲釋。
　這夥年輕人徵得村中長輩同意，從村民自主募來的款項中撥出一筆錢，到城裡去買數位錄影機、數位相機、電腦，將村人手機錄到的特警攻入烏坎村、村民與警察的衝突、村民被打等畫面，全數拷貝剪輯，快速貼上網，留下歷史紀錄。武警持盾牌、短警棍追逐村民，圍毆村民，或者村民掀翻警車，包圍派出所，全都完整呈現。連村民過激的畫面，張建興也沒有去剪接，讓事實真相來說話。
　由於警方在與村民對抗的過程中，首先毆打、逮捕的就是拿手機錄影的人，包括女人、女孩、小孩都打，曾經警察被逼退入邊防派出所布防，大群婦女圍過去，指著門口警察鼻子大罵。嘰哩瓜拉的一大段潮汕話，沒有外人聽得懂，他們還貼心地上字幕。
　驚心動魄的畫面中，也有趣味的過程，一個從樓頂拍的俯視畫面，數名全副武裝武警快速奔過街道，動作迅速像是要發動攻擊，2秒鐘後，後頭一堆村民丟著石頭、持木棍追上來，還邊跑邊扔石塊。原來武警正在跑給村民追，張建興說，每次看到這段畫面就很搞笑。
　辭了工作 為得正義
　從9月衝突到12月警察圍村，其間烏坎村民多次上訪、召開會議、與陸豐市政府溝通，政府事後會發新聞稿，但張建興他們每次都要趕在政府之前先把畫面貼去出，「要搶時間，以免被混淆視聽」。隨著政府釋出誠意，村民成立自治團體，準備自主選舉，張建興這支紀錄團隊已轉換任務，每天拍攝工作進程，要為烏坎村事件留下完整史料。他們只是回鄉挺家園的上千年輕人中的少數，大家都是辭了工作回家，問他們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張建興語氣堅定的回答：「土地還給我們的那一天」。
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1/1120120303001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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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坎肖像

本文章由 ISUN2011 刊登於 FEBRUARY - 17 - 2012

攝影：沈綺穎

採訪：張潔平

這是個只有一萬三千人的村莊，村民們很多都沒有念完中學，他們種田、打漁、出外打工、做小生意，日子平淡，連困頓也毫無懸念地舖展。直到2011年秋天，圍牆圈起的土地把人逼上街頭，幾千人的遊行，吶喊、哭泣、同舟共濟，轟轟烈烈的抗爭聚焦了全世界的鏡頭，而結果竟也峰迴路轉，小小村莊迎來了有記憶以來的第一次，一人一票、民主選舉。

2012年1月，在攝影師的鏡頭前，我們讓快樂的烏坎人轉個身，回看自己抗爭的日子。當他們拿起曾經使用過的工具，無論旗幟、銅鑼或是木棍，舒緩的畫面竟又突然緊張起來。

在看守所死亡的村民代表薛錦波的女兒薛健婉，帶來了爸爸的照片，和一張選民證。

是那些經歷過恐懼，也奮起過抗爭的人，才真正明白，民主並不是皇恩浩蕩。

薛龍曼，17歲，「最喜歡喊的口號是『打倒贪官、还我耕地』，因為又可以打倒貪官，又可以還我耕地，一箭好幾雕啊！」

張建城 25歲「在看守所，我在28號倉，錦波叔在24號倉，我親眼看到他被抬出來，一動不動。」

洪瑞卿 32歲 「锦波叔，保佑選舉順利，我們的共同心願（討回土地）還沒實現，想着您就掉淚……冷嗎？叔…！」

林祖鑾 67歲 「我們拉動的這輛車，不是單車也不是摩托車，也不是汽車，是一台很老很破舊的牛拉車！」

莊烈宏 29歲 「等到我們勝利的那一天，我會把《國際歌》的手機鈴聲換掉，換成和我女友合唱的《你最珍貴》。」

洪銳潮 28歲 「教授（薛錦波）啊，過了年就是44了嘿，您永遠都活在我們心中。」

楊色茂 43歲 「力推民主永堅持，不畏險難志不移；虎山熱血灑無怨，坎水忠魂葬有餘！」

張建興 21歲 「記者问林老，明天就是冬至，会是怎樣一種情形呢？我想說，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薛健婉 22歲 「爸爸你是英雄.你的家人也不會是狗熊…我們會堅持，會聽媽媽話，會照顧好媽媽的，你放心！」

http://www.isunaffairs.com/?tag=%E7%83%8F%E5%9D%8E

我眼中的当今农村：农村社会现在究竟是什么样子

- 2012-02-27, 11:46

来源：凯迪社区
我家的保姆是我老家的婶婶。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在上大学，一个今年高考。几年前他们夫妻两人就在外打工，孩子从高中起就是住校。有时候我们会聊一些老家的事情，她经常会抱怨现在农村各种问题，我就用我知道的东西给她解释原因。有的时候我的话让她很信服，有的时候她也很坚持的认为我说的不对。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样的闲聊都会让我们有不少的感慨。中国农村这几十年的发展和城市比起来是相距甚远。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抑制农村的发展为代价的。这样的结论在当局和学者当中，就是在个稍微有些学识和思考能力的人那里几乎都能得到共识。当然，也有例外。读博士期间，有一回某位国内知名的教授给大家讲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就公然说所谓农村为城市作出牺牲的结论是不成立的。我记得当时台下我们学生立刻一片窃窃私语。
农村社会现在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恐怕不光是贫穷。我觉得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和贫穷并不是最大的危机，当然这是引起其他方面问题的主要根源。可是农民日子穷一点，吃的差点穿的差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农村的问题是其它方面的。经济学家已经研究农民劳动力的减少和农村耕地面积减少带来的风险。农村的问题有很多，但是就个人的感觉而言，最直观的恐怕还不是这个。

首先，最严重的莫过于教育。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土砖、瓦盖的小平房，教室没有电，冬天的早晨没亮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点着从山上采的松树油自习早读。可是那时候的老师都还是正规师范毕业的，考虑到那个时候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能上专科师范学校都是少数。我们的老师都还是水平相当高的了，虽然他们都是全能，一个人教一个年级。过了三四年等我上高中的时候，希望工程建了许多小学，我们村里的孩子也都搬到明亮的楼房教室去了。可是几年间一些变化在无声无息的发生。最优秀的老师调到了镇上，个别的老师开始外出打工了，因为能赚到更多。仿佛是一夜之间，我的那些老师都不在了，而当年和我一起读书的班上，成绩最差的那几个，初中或高中还没毕业的同学站在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讲台上 。这就是今天在许多地方被清退的代课教师。没有优秀的人才会愿意留在农村的小学教书，学前教育更是不存在。这是在教育领域发生变化最开始的地方。到这几年，乡镇合并，农村教育资源整合，小学撤并。我们那里的孩子从7、8岁开始就要离开父母，住到寄宿学校，每周走几十里路回家一次。我这个婶婶的娘家在大山里头，那里的孩子上学要起的更早，走更多的路，更小的时候就要离开父母住校。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且不说教育的内容，方法，手段，光看这些，再看看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校园里，从农村来的孩子少得可怜就很好理解了。我读书的时候，村子里还有人考试北京上海的名校，再到后来就只听说过省内的学校，渐渐的到每年7、8月份村里总有人家为孩子考大学办酒，可是大家从来不知道他读什么学校，反正通知书很多。至于这样投资巨大的大学出来，找不到工作，得不到回报，会怎样的影响到农村人未来对教育的认知，已经有很多人研究了。据说甘肃省的一个贫困县最兴旺的事业就是父母供孩子上学。这样重视教育的传统在我们那里还可以看到。但是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人们除了企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别无出路。可是，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向上流动的大门是关的更紧了。我每次带我母亲出去吃她没吃过的东西见到她从没见过的东西，去从没去过的地方，她都会感叹，是知识改变了命运，是我们让她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同意，现在在农村，或者我晚生十年，这句话就不顶用了。虽然我母亲自己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她认同这个结论。

其次，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发达地区可以走边发展边治理的道路，可是农村不行。这些年一些在农村投资兴办的产品几乎都是应该被淘汰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而且由于村级治理的混乱，这些好处几乎没有被普通的村民享受到，落入了投资人和掌权者的腰包，但是农田被污染，水被污染。打开报纸网络，几乎满眼都是。以我们老家为例，背后是个连绵不断的大山，其实也不过两三百米吧，小的时候我还上山砍柴，高一点的地方还不敢去，因为太过茂盛，大孩子经常吓唬我们某个山洞里面有可怕的身影在动。山间的水涧和小溪到处都是，水很清，渴了就直接喝。村门口是农田，到春天的时候也是满眼的油菜花。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说旅游去婺源看油菜花，很被我嘲笑，我说还不如去我家。过了马路，还是一大片农田，再远处就是一条河。雨季的时候河水就很深，大人都不敢过河。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几乎都不忍看了。福建的老板在河边开了一个石材厂，石头就取自后面那座山，我2005年暑假回去的时候整天被后面切割机发出的可怕的声音吵得不得安宁。现在有一个片已经采完了，很远的地方看去山上白岑岑的一片，寸土不生，村民已经不敢去山脚下了，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有石头掉下来了。河水是黑的，没有孩子在河边玩了。加工石头的粉尘到处都是，周围的大片农田上厚厚一层，现在这些田已经荒废了。我婶婶说，福建人在这里办厂，村里几个书记倒是都发财了，其他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她也说，要是以后发生我们那里发生像四川或者其他地方一样的泥石流什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至于地下的水啊，空气啊，这些不是一朝一夕看得出来的。

第三，是村级公共生活的混乱。小的时候，父母经常要修水利，村里经常会有各家轮流看水、放水这些水利活。这些年，大家是越来越靠天吃饭了，水库不用了，也没人管了。至于其他的文化活动就更不用提了，多少年就没有了。很多学者都研究基础民主，研究村民选举，研究了二十多年我也没有觉得除了对这三十年政治学研究方法更新上是个突破外，我也没看出这种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当然，我不是说不应该研究。有很多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值得尊敬。研究农村要发现问题，找出根源，要影响政府政策，而不是在这些政治闹剧苦心积虑的寻找可以为中国民主歌功颂德的蛛丝马迹。在我看来，研究中国的民主最后一个要研究的才是基层民主，在掌权者那里，在有着100%的识字率，满眼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城市不研究民主，跑到生活的重心是温饱，受不到好的教育，没有基本公民权的农村来研究基层民主，简直是滑稽。如果非要研究民主的学者确实无事可做的话，就请国家每人工资课题费照发，在家好好读书睡觉吧。

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某些人打击村级的贿选有了最合适的理由。我和我婶婶谈村委会选举，说的问题跟学者发现的一样。比如说本来大家选上了某个人，选票结果也当场公布了，但是那个被上面认为应该当的人没当上，于是就宣布党员集体研究后通过，于是这个人过几天就当选了。还有，候选人在选举前会拉票，说你选我了，我给你称两斤肉。按理说我答应了也可能不选你。但是实际上不是。因为他都会先去做一些关键人物的工作，比如说由叔伯妯娌组成的一个大家族的长者，由他再去给自己家族的人做工作。到时候这个大家族的选票就会先发到他的手上，再又他发给别人。这样，比如说我婶婶，虽然她虽然想偷偷的填另一个人，但是在我大伯盯着的情况他也不好意思。而且有的时候我大伯会说，算了，我来给你填了，这种情况，我婶婶也不会坚持一定要自己填，因为不好意思。何况很多时候这种经常被上级操纵的选举本来大家就不感兴趣，委托投票的比例就更高了。所谓的高参与率，低参与水平就是这样来的。其实这样的问题很好解决，设个秘密投票箱，不准委托投票超过一定的数量，只要政府愿意，就可以解决了。而且村委会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在村级治理中作用非常关键，村民不是没有兴趣参与选举这个职务。可是，上面的制度不改革，下面人瞎折腾有什么用。中央台天天搞什么党的好干部，小岗村的沈浩先进事迹报告听的耳朵起茧子，怎么从来没看到一个经大家民主选举产生的好干部。当权者把人民当猴耍，知识分子在一边敲锣，大家自娱自乐，对现实问题装作看不见。

老家县城旁边有个乡，因为离县城很近，最近两年正处于卖地投资建厂、建设新农村的火热期。在离公路一公里附近的村子中心，建起了一个陶瓷厂，已经初具规模。因为厂房占用耕地，一些村民拿到了十几万或几十万不等的补偿。新厂投入试用后要招工，当地不少村民称为工人，每月可拿到2以上的工资，若是加班多，甚至更多。谈起来的时候，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以后污染肯定不得了，可是毕竟眼前利益在这里，很多人还是感觉不错，尤其是那些在县城里工作的人，谈起这些农村地方，仿佛一幅羡慕不已的口气，似乎农民也已经很不错了。

今年过年回老家，和村子里邻居闲聊得知这些年来，几位在石材厂上班超过一年以上的人的村民先后患上了各种癌症。在那里做了两年多的有两位，已经去世。有一位在那做了两年的村子里的叔叔，我小时候他是全村的剃头匠，每到过年他都挨家挨户给大人孩子剃年头，如今也就是50左右的年纪，两年下来挣了大概8、9万块钱，供了孩子上学盖了房子，如今得了癌症只在家里等死。有一位小时候住在我老屋隔壁的叔叔，也是在石材厂上了一年多班，如今得了血肺。 我问婶婶，这些人明知在那里上班危险为什么还要去。其实她的回答我也能猜到，在农村凡是有些能力的人都出去了，远的到沿海城市，近的也在省城或省内的大城市。剩下的，要要么是在外面找不到事情，要么是要看家的。过了农忙的季节，想要再挣点钱，除了在这些地方去上上班还能去干什么呢？一个月几千块钱到手是看得见的，命么，一天一天的被索了去毕竟不是一时一刻的事。那么就没人去告，去索赔吗？地方上干部、司法都被收买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农民能干什么？只能在家等死了。倘若时间再久点，只要去检查，大人孩子身体、血液未必不是这指标超标那指标超标。如今家乡的县城，正在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进程中，离县城近的几个乡，最近两年正处于卖地投资建厂、建设新农村的火热期。在离公路一公里附近的村子中心，建起了一个陶瓷厂，已经初具规模。因为厂房占用耕地，一些村民拿到了十几万或几十万不等的补偿。新厂投入试用后要招工，当地不少村民称为工人，每月可拿到2以上的工资，若是加班多，甚至更多。谈起来的时候，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以后污染肯定不得了，可是毕竟眼前利益在这里，很多人还是感觉不错，尤其是那些在县城里工作的人，谈起这些农村地方，仿佛一幅羡慕不已的口气，似乎农民也已经很不错了。靠近县城这个还在起步的新农村，5年以后何尝不是我家这里的翻版呢。